14岁的张阳说自己想上学时伤心得哭了。

　　济南市救助站每月都会救助数名流浪儿童。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称，随着微博打拐、严查儿童乞讨等措施的开展，济南街头流浪儿童明显减少，但因监护责任缺失、家庭教育、青春期叛逆心理等影响，儿童流浪现象仍然存在。对此，社会学专家表示，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须全民总动员，最关键的是保证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失学。

　　回答问题“啊啊啊”，智障男孩无处找家

　　截至目前，在市救助站南楼二层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简称儿保中心）里，仍有两名流浪儿童尚未回家。

　　济南市区内有两家流浪儿童救助机构，均为政府公办，一是市儿童福利院，另一处便是市救助站。根据职责分工，年龄在5周岁以下的主要归儿童福利院管，5周岁以上的则主要交给救助站。“先住在救助站，我们帮他们找家。半年内找不到家的，由市儿童福利院接收。”儿保中心主任陈晓黎说。

　　据陈晓黎介绍，两名流浪儿童都是最近一两个月来的。“一男一女，男孩患有先天智障，看起来十三四岁。女孩是从北京救助站转过来的，患有小儿麻痹症。我们正努力帮俩孩子找家。”

　　因智力、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智障男孩始终说不出家在何处。“精神状态虽然比之前好些了，但每次问都是‘啊啊啊’地乱应。”历经多次无效询问后，陈晓黎清楚已无法从孩子身上获取到任何有效身份信息。

　　正如陈晓黎所述，无论对生人还是救助站里的“伙伴”，这名男孩都是“啊啊啊”地回答问题。因腿脚发育问题，每当站起时，男孩都紧贴墙壁，并且下意识地将手肘抬起，护着头部。

　　“他的DNA信息已被采集录入，先在这儿住着，说不定他的亲人会报案。超过半年居住期，我们只能将其移交至儿童福利院。”陈晓黎称，儿保中心每年能接收十多名流浪儿童，三四成都是智力残疾儿童。

　　“这样的孩子大都被送去了儿童福利院。”陈晓黎称，患智力残疾的流浪儿童找到家的几率十分渺茫，去年仅有一例成功，“还是家属报案后得知孩子在救助站，过来接的”。

　　被送到儿童福利院并不意味着寻亲的结束。陈晓黎说，限于救助站的功能设置，儿童福利院可以为智障儿童提供康复性训练，解决户口、教育、医疗等问题，更适合孩子成长。不过，“智障儿童大都是被主动遗弃，随着时间推移，找到家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14岁女孩想上学不知啥时候能实现

　　如今，在处理智障流浪儿童问题上，市救助站与儿童福利院已达成相应默契——救助站头六个月内多渠道帮孩子找家，六个月后送至儿童福利院。

　　与这种默契相比，对智力正常但拒绝透露家庭地址的流浪儿童尚无安置良方。14岁的小女孩张阳便是如此。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面貌清秀，言谈思维清晰，讨人喜欢。如果不看到桌子下面那双扭曲的双腿，你绝不会发现这是一个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女孩。

　　“她叫张阳？她跟我们说叫张佳颖。小孩很聪明，都用在了跟我们斗心眼上。”在陈晓黎心里，小张阳成了一块心病。来儿保中心已近两个月的时间，即便儿保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轮番上阵，也没有问出张阳的真实底细。

　　“一会儿说是北京的，一会儿又说是天津的，有时还说‘我家是上海省’这样的荒唐话。”每次问她家地址，张阳总能编出一些地址来蒙混。陈晓黎称，有一次，张阳说自己住在北京某小学附近，救助人员一查还真有这个学校，就立马去学校查她的学籍，可啥也没查到。把周围小区的楼长问了一遍，结果是查无此人，“把我们涮了一通”。

　　不过，张阳说的并不都是假话。对于自己的身世，她从不隐瞒。虽然记不清被丢了几年，但她记得自己是被奶奶找车送到北京救助站的，还记得家里有一个同她一样患小儿麻痹症、属猪、名叫张帅军的哥哥。“父母离婚，父亲再婚后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奶奶靠种地照顾我跟哥，很不容易。”

　　“我们推测，张阳奶奶因家里太穷无力同时养兄妹俩，只能将她送到救助站。”陈晓黎叹气道，“或许正是因为体谅奶奶的艰苦，或许是对家的失望，她才那么刻意隐瞒家庭住址。”

　　“我想要上学，可不知什么时候能实现。”每每谈及上学，张阳总会默默流下眼泪。陈晓黎称，眼下他们只能为张阳提供简单的教学课程，“儿保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之前是小学教师，可以暂时教她。另外，我们还将给她做简单的恢复性康复训练。”但这里毕竟不是专业抚养机构，医疗、教育、户口问题都无法解决，只能进一步请示上级领导。

　　男孩离家出走被救助后直炫手机

　　在儿保中心工作十多年，陈晓黎称，近年来因家庭教育等原因，未成年人主动外出流浪的趋势逐渐加大。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们“就是想到外地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每次都是被送回来，每次又再偷偷摸摸地出去”。

　　今年4月份，儿保中心曾救助过两名这样的小男孩。陈晓黎称，一名小男孩是在4路公交车上被热心市民发现的。热心市民报警后，民警将男孩送至救助站。男孩自称是临沂的，“我们一联系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确有此人。后来才得知，男孩因经常性离家出走而闻名当地。”

　　与上述习惯性的离家出走“闯世界”相比，不少儿童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流浪。5月中旬，派出所将一名小男孩送至救助站。工作人员经询问得知，男孩偷拿父亲的银行卡，并将父亲锁在家中。离家出走后，男孩来济南买了部手机，钱花光了没法吃饭，便求助派出所。

　　陈晓黎至今都忘不了男孩满脸不在乎的样子。“刚来就冲我们介绍新手机的性能，丝毫不把离家出走当回事。”家长得知男孩在救助站后，回复也令陈晓黎哭笑不得，“男孩他爸气疯了，一直说真不想认这个孩子。可因担心儿子在外面没钱花，他还特意没改银行密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流浪儿童是约见网友，花光身上积蓄，没钱回家才来救助站求助的。“大都是十七八岁。”陈晓黎说。

　　相对于主动离家出走，不少流浪儿童却是有家没法回。“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里穷、没钱养，送回去也不愿接收。”陈晓黎便曾救助过这样的流浪儿童，“小女孩自称是厦门的，智力、肢体正常，被柳埠镇派出所送来。她说，自己从小跟着父亲在厦门打工，父亲去世后，便被送到了山东姑姑家。”

　　最后，经多方打听，陈晓黎护送小女孩来到其姑姑家。“她家不肯接收女孩，一味地说经济困难，没钱抚养。最后，我们联合当地民政局，为小女孩办理了低保，她姑姑才答应抚养。”

　　专家观点：得保证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

　　有着十多年流浪儿童救助经历的陈晓黎称，减少流浪儿童根本上还是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与相应的救助机制。“目前，济南市流浪儿童救助是参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开展实施的，还未形成一系列专门针对未成年流浪人员的法律体系。像儿童监护权如何管理、儿童遗弃罪的处罚等，尚无明确的法律制约”。

　　针对目前我国儿童流浪问题，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张洪英指出，儿童流浪救助存在三大困难。首先，流浪儿童回归家庭困难，有些儿童离家时年纪尚小忘记了家庭住址，有的儿童则因为家庭贫困、家庭暴力等原因不愿再回家；其次，救助儿童易产生“机构依赖心理”，救助站集体生活虽衣食无忧，但长期集体生活易使住站儿童心理发展畸形，产生依赖性，与社会脱节，难以适应社会；最后，重复性流浪问题突出，“很多儿童已不是第一次被救助站接回，他们有的已经是第三次、第四次住进救助站。”

　　张洪英称，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不应只是救助站的一家之事，而应是全社会的责任。从发现途径来看，不仅公安、城管等政府部门有责任，即便是普通公众百姓，也应自觉地承担责任。“青少年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他们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义务，公众如果看到流浪儿童，应主动将其送至救助站或派出所，这样一来，他们被伤害的风险肯定会下降。”

　　从源头上看，张洪英称，儿童流浪的根治办法是流出地需加大建设保障体系，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不能失学。“国家有九年义务教育，可孩子们为什么要辍学、为什么要流浪，这都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政策密切相关。”

　　民间救助力量不应该被忽视，“单靠政府，往往力量有效。”张洪英称，目前，济南市流浪儿童保护救助主要靠政府作用，民间团体组织参与度不高。民间社会组织扎根社区，易掌握社区流浪人口的行踪，也可及时对流浪人员提供帮助和进行心理干预。“民间组织在这一块儿做得还不够好，济南甚至没有出现相关的公益组织。”

　　此外，家庭和学校的作用也应引起重视。“家长应与孩子耐心沟通，预防青春期产生的各种逆反现象。学校除了教书育人，也应做入户调查，深入了解学生信息。”张洪英称，在欧美国家，学校针对儿童辍学有一系列应急措施，校方会安排专人详查，摸清孩童去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