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久“沐浴”在抗日神剧中的国人而言,想必难以接受卜正民《秩序的沦陷》中对于“沦陷区”的这番平和心态。或正是考虑到这些道德的愤懑,卜正民设置了“暂时放弃道德的考量”前提,以便以更为“理性”的心态走近战争雾霾笼罩下的江南五城。

卜正民以江南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和崇明五城为研究样本,分别对应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五个不同主题,深入观察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五个“分镜头”除了搁置了政治的宏大叙事、尝试触及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鲜有涉及的“空白”地带外,还在于以更加“平静”的心态视角,解开了沦陷区人性面目的矛盾复杂性。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日军铁蹄迅速碾向江浙一带,江南城市相继沦陷,合法政府要么被摧毁要么逃亡,背后留下一片片权力真空。匆忙之中日军大量派遣“宣抚班”。“宣抚班”溯源于唐朝的“宣抚使”。单从名称上看,日军意在视沦陷区为日本的地方。

“宣抚班”看似“中国通”,大多不过是在中国有过几年工作经历,与中国基层政治工作经验并不等同。况且,“宣抚班”成员大都自认为中国人的“救世主”。蔑视意味自认为高中国人一等的“宣抚班”不太可能以应有的谦卑去观察、理解、尊重中国人。

一些地方的“宣抚班”似曾试图释放一些善意。“宣抚班”成员熊谷记载了他们的“努力”。“宣抚班”到达嘉定头12天,先后“治疗了196位病人”,但只要想想那些令中国人无法忘怀的疼痛,“宣抚班”的所谓善意立马显得苍白无力。嘉定沦陷头两年即从1937到1938年,被日军杀死的居民分别为8031人和3720人。

卜正民另一个研究重点,就是那些曾与日军有过合作的人。这些人主要有两类:一是社会边缘人物,二是被日军胁迫的社会精英。卜正民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卜正民认为,战争突然取得的成果让日军有些措手不及,日军迫切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意愿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也所以,“宣抚班”每到一地,总是“急于求成,只想匆匆找几个人凑成一个班底”。

与法国维希政府具有一定合法性不同,日军扶持起来的伪政府表面上具备主要政治架构,但因毫无公信根基很难开展有效工作。既然是乌合之众搭建的“草台班子”,自然不可能达成理想初衷。如“‘维持会’在确定居民身份方面,只对每张良民证能卖五分钱感兴趣”。

在战后的叙事中,抗争总是成了振奋人心的主旋律。然而,在沦陷区,对于更多普通中国人而言,或许只能努力寻找一丝苟安的生存缝隙。

王承典是卜正民着重书写的矛盾人物。王承典既敢公然违抗日本人,干涉粮食物资供应,但又会建立“自治会”妓院,甚至进入国际保护区征召中国女人为日军提供服务。很难将王承典简单地归入哪一类人,从他身上我们唯独看到了人性道德的复杂性。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身处沦陷区,每天面临生与死的痛苦煎熬,但“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占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己手中”。这既可以看成是必胜信心的自觉表露,也可以说是对合法政府的呼唤,当然更是对国人治国根深蒂固理念的自觉传承。

在描写“占领政府”时,卜正民形容所有一切“看上去完全是一件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形象概括了抗战初期江南五城的政治生态,表面上五脏俱全,与一般政府架构没什么太大区别,但这些由草台班子搭建的所谓政府显然不具备根植于基层民众的“毛细血管”,不可能赢得支持。他们所能做的仅是充当日军的占领工具,并以此换取自己的苟安,当然他们会捎带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作为统治者的日本人,与作为“合作”者的某些中国人,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实际只是在一个“伪合作”的框架下,掩耳盗铃地各取所需。

《秩序的沦陷》

[加]　卜正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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