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山东女性诗歌“异军突起”,在当下诗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山东文学的版图结构。《山东文学》曾集中推出“山东首届女子诗会”,展示了69位活跃在山东新世纪诗坛的女性诗人的诗作,呈现出鲜明的创作特色,引发了山东乃至全国诗歌研究界的“青睐”。她们的诗作在女性意识、苦难意识与存在意识诸方面,实现了自身的精神建构。

新世纪山东女性诗歌有着非常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独特的女性体验。它们既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感受到的性别歧视,也表现了超越女权和男权的女性自身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了置身现代化节奏中女性特有的生活感受。

山东的女诗人微紫在《女性书》中写道:

我忽然惊觉自己:

我的存在——身体

它也是凝绿的,并积聚水流与力量

使那些痛苦蓄藏着的叶子从体内涌泻出来

“惊觉自己”即身体意识的觉醒,亦即女性意识的觉醒,“惊觉”的内容是“我的存在——身体”,用“身体的觉醒”即“自我意识的觉醒”来清除长期以来文化对女性所施加的枷锁和污名,使得诗歌中的女性内容得以填充,使之具有了坚实的反抗力量,并以此来确证女性自身存在、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微紫的《女性书》是新世纪以来,书写女性独到经验的一部力作。正如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赛诗歌奖授奖词所言:“微紫的《女性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把女性诗歌写作带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与以往女性诗歌抒写的不同之处在于,微紫超越了男女两性分立、对峙的视点,她所关注的是在更高的视点上,从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共同体上来探寻幽秘的女性生命体验与存在的关系,这就走出了整个二十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乃至女性文学控诉男人、追求两性平等的表面层次,进到更为复杂的生命体验。

其他的山东女性诗人也在各自不同的诗歌领域探索着自己独到的女性体验,路也的诗歌从青春爱情的自我咏叹转变为对女性意识的沉重探讨,具有一种阴郁沉静气质,读她的《风生来没有家》与《地球的芳心》、《心是一架风车》、《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等诗集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臧利敏的诗作表达了一个“小城的”的女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酿制和发酵的生活感受,以及委屈和忧伤……凭借对女性生活意识的敏感,她的诗歌带上了一些含蓄蕴藉、空灵沉静的审美成分。东涯在“侧面的海”上,展开自己独特的女性诗歌写作,即使是言说“存在”、言说“死亡”这些沉重的话题,也能以女性之爱作基底的承托,使得她的诗具有悲悯温厚的母性情怀。山东女性诗人群体的女性意识觉醒,不是形而上的意义上的姿态式的追求,而是有其苦难意识、存在意识作为支撑,既具有女性主体式的情感体验,又具有普世的意义,是中国女性诗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山东女诗人虽然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她们的诗歌并不热衷于自我的极度张扬,也不局限于个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书写“苦难”,呈现出对历史、对命运的主动承担。这些“苦难”不仅是现实生活意义上的,也包括超越现实层面进入到精神层面的苦难。寒烟的诗歌对人类苦难的抒写有着近乎痴迷的热忱,她通过苦难沟通了与她所崇敬的先辈诗人之间的精神勾连。请看《曼德尔施塔姆》

一个浑身着火的人

闯进了谁的时代?

请接受我冒烟的问候

你被呛出了眼泪?

啊……我吞噬空气

吞噬我们亲密的距离

没有人比我更热爱这血液里的陌生

当真理在黑暗中分泌毒液

我的人民,让我去试刽子手的刀

我已听到黄金的韵律

世纪的幼芽在宇宙的胎盘里

惊醒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他少年时期便显露出诗歌才华,他的诗歌形式严谨,格律严整,在优雅的古典韵味中充满了浓厚的苦难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悲剧风格。寒烟在诗歌中感受到了与他类似的“苦难”,“当真理在黑暗中分泌毒液/我的人民,让我去试刽子手的刀……”作为高度敏感的诗人,寒烟能切实地感到曼德尔施塔姆的痛苦,并承续他的“苦难”,“一个浑身着火的人/闯进了谁的时代?/请接受我冒烟的问候”作为跨越时空的这笔“遗产”的承继者,诗人用“苦难”作为对时代和人类的共通性的承受和感应,因此,寒烟诗歌中的苦难不是外源性的,而是带有“历史承续”和“历史循环”的性质。笔者认为寒烟的苦难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俄罗斯知识分子苦难的阅读以及欧洲史上的苦难认知,她的那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情结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她诗歌中的苦难因为缺乏有力的生活支撑,因而更倾向于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形而上的一种自我虚拟和幻想。

与寒烟的“形而上”的苦难相比,另一位诗人阿华在诗歌中呈现的苦难意识更加“接地气”。“我已经把痛苦捂在胸前了/为什么雾气还要一层层地/笼罩着这广袤的原野”阿华善于从日常生活场景中呈现诗歌中的悲悯,并带有深刻的自我剖析。来小兮(臧海英)的苦难意识是从亲情体验中提炼出来的带有令人绝望的悲伤表达。在一组给母亲的诗《风吹草动》中,她把母亲的苦难提升为“人”的苦难,“母亲,你有一百个悲哀”“我用黑暗和风声爱你,用野草和杨树爱你/总有一天,我用死亡爱你。”诗人通过对母亲的爱,显示出母亲的苦难、绝望以及自己对这爱的彻底和决绝。

新世纪山东女性诗人笔下的苦难有着丰富的内容指向,与二十世纪女性诗人的创作相比,她们笔下的苦难更多地向着人类的苦难、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女性自身的人生苦难倾斜,它克服了时代的喧嚣带来的诗歌抒写的浅表化,给山东女性诗歌带来宏阔的气象与丰厚的质地,也赋予了山东女性诗歌凝重沉稳的风格。

山东女性诗歌的精神建构不仅包括女性意识、苦难意识,还有对存在意识的执着探寻。其存在意识体现为多方面,既有着眼于个体生存困境,也有对人的生存意义上的关怀,还有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与批判。臧利敏《一个人被抛到世界上……》:

一个人被无端地抛到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

没有人为他的生死负责

在臧利敏看来,人的“存在”并没有先在的“因由”,因为世界是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的；“被抛入”表达了人的孤独、无理由的荒诞性质。另一位诗人王小玲在《相约春天》里写道:“生命是不可预言的。幸与不幸都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每一程漂泊中……生命太多的际遇本来就是含混不清的,甚至荒谬离奇的。就像爱会伤害美,美能击毁美。”诗作表达了诗人对命运和人生的不可预知性的深度思考。正如她自己所说:“诗是我内心世界的神圣独舞。守住自己的文字世界,保护女人冰凉锐利的理智和温暖高贵的凡心。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一定有着明亮的心灵和雍容的人格。如此,诗歌的力量即主要与内心的气质与尊严有关。”

而东涯则认为“我所主张的诗歌写作,应该往生命体验里写,往灵魂深处写,注重诗歌的精神尊严和内在力量的挖掘以及诗歌品位的经营和提升,‘以感情形式表现德行和理智真实’。这个世界上能证明我们独一性的方式很多,诗歌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写诗是一辈子的事业,虚伪不得,功利不得。”《在不透明的城堡里寻找》中,她把自我存在具化为“我的存在是一个双重迷宫,生活和写作构建了它,拿掉任何一部分我都将是残缺的。”在她这里,自我存在置换成了“写诗”,“写诗”成了东涯自由意志展开的路径,并上升为“生活的灵魂”。阿华的存在之思体现在自我与世界的对立关系中,她写道:“我一直想和这个世界和解/生活却总是带着敌意”。“和这个世界和解”的内在主观愿望与这个世界的“敌意”构成了巨大的矛盾,但这世界的“敌意”,也是从个体的体验中得到确认的,因此,“敌意”也就成为了个体存在的一个内部环节。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总之,山东女性诗歌,作为一个“群体”或一种“现象”,所秉持的对“女性意识”、“苦难意识”、“存在意识”的自觉发现与追寻,使其“越来越成为中国诗坛不可忽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李掖平语),也正是在这个发现与追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精神建构。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