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源县是山东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县,杓峪村是沂源县海拔最高的村。因为光照强,昼夜温差大,那里盛产脆甜的沂源苹果。可是这个任谁也不会主动去了解的小村子,今年春节却因为一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而被很多人认识。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2013年在国内外频繁夺奖,去年在院线小范围上映,直到今年春节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强势“安利”才被大众熟知。　　此片走红之时,一则“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网帖沸反盈天,引来诸多对农村的解读。然而,事后证明,这是一则无聊网友炮制的假新闻。与此同时,今春走红的“返乡体”也响起一片“乡村沦陷”的论调。这又是不是真实的呢?　　乡村很多时候是沉默的,而它在中国却是很大的真实。2012年,纪录片导演焦波带着5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成员,在杓峪村和村民同吃同住了373天,总计拍摄时长超过了1000小时。在剪辑完成的1个半小时左右的成片里,没有一句解说词,没有一段配乐,那些我们熟悉的场景,“真实得令人窒息”。　　在片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符号化的乡村及一群脸谱化的农民。这里有理想,也有勾心斗角；有亲情,也有残酷的失去。　　《乡村里的中国》的“走红”给我们一些启示:不必急着用大词汇去概括,更不该用想象中的场景去对应,当我们走到每一个细部,真实地去记录一个个小人物、小家庭、小故事,这些“小”拼接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更真实的乡村面貌。面对乡村如是,面对复杂的中国,更应如此。

□新华社发　　2015年1月13日,淄博市沂源县杓峪村,杜深忠在自家果园里摘苹果。《乡村里的中国》放映后,“文化人”杜深忠成为三四条拍摄线索中最受观众和媒体关注的人物。但在村里,总是带本书去苹果林、农活干不过别人的杜深忠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纪录片总导演焦波如此评价杜深忠。

“这个土地不养人”

电影里的杜深忠是乡村的冷眼旁观者。村里挖走百年大树卖去城里,他说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他总批评老婆素质低,说人的精神也需要吃饭。他对儿子说:“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个土地不养人。”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杓峪村是再平常不过的中国乡村,不太穷也不太富,卧在小山谷的角落里,既不喧闹,也不算世外桃源。青山红瓦,房屋错落,道路蜿蜒。五百多口人,167户。几乎家家种苹果。他们把砍伐植物称为“杀”,杀树,杀玉米,隐约透着对植物生命的尊敬。

58岁的焦波在这个离老家只隔一座大山的地方,遇到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60岁的杜深忠。

这部纪录片是焦波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接到的“命题作文”,要求是: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

焦波在家乡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他停在了杓峪村,觉得这里的人眼睛很干净。

路上遇到的红头发大学生杜海龙,把他领到了家里。杜海龙的父亲杜深忠,把投射在门框里的阳光当作自己的“宣纸”,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他拉二胡,千方百计省钱买个琵琶,说那是精神食粮。面对老伴张兆珍的抱怨,杜深忠说:“俺俩一辈子就是个战争片。”

现在已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的焦波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跟着姐姐出去打工,背包上拴着把二胡,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都拉二胡,却一直没拉出个曲子。“实际上我父亲就像杜深忠那种感觉。父亲去世以后,我已经把父亲这种人淡忘了。接触了杜深忠后又想起来了。其实如果我没走出大山的话,我就是杜深忠。”焦波颇受触动,决定就拍这儿了,甚至一度想把杜深忠当作惟一的拍摄主线。

高中毕业的杜深忠算是那个年代的高材生。用张兆珍的话说,他这辈子除了看书就是“抹(写字)”,在报纸上抹,在地上抹。坐一次火车,收来人家不要的报纸、杂志,回来继续抹。他当过兵、入过党,四处参加文学学习班,到34岁还没找对象。村里人介绍了张兆珍,结婚第二天,杜深忠就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学习班了。

电影里的杜深忠是乡村的冷眼旁观者。村里挖走百年大树卖去城里,他说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他曾经外出打工杀玉米,每年半个月,5年掉了13颗牙,他说这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他总批评老婆素质低,说人的精神也需要吃饭。他对儿子说:“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个土地不养人。”

这些来自杜深忠的段落,后来被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赞叹为:“哪个编剧能编出来,哪个演员能演下来?”

城市和乡村各有不同的逻辑。电影在城市放映后,“文化人”杜深忠成为三四条拍摄线索中最受观众和媒体关注的人物。但在村里,总是带本书去苹果林、农活干不过别人的杜深忠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生活方式与邻居们格格不入。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邻居们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电影结尾的春节晚会,杜深忠在台上弹琵琶,村民在下面取笑叫嚷:“下来吧!下来吧!”

总被丈夫批评没文化的张兆珍,其实说起俗语来出口成章:“你是头顶火炭不觉热!”“鱼找鱼虾找虾,五流子找那蛤大蛤,兵对兵将对将,下三滥才配那恶儿当。”“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皮。”全是反驳丈夫冷眼旁观的世俗道理。

当年,她嫁给过一个小心眼的男人,不准她跟其他男人说话。她要求离婚,法院不判决,她就每天一上班在法院的长椅上躺着,躺了二十多天,判决离婚了。之后别人给她介绍杜深忠,她听说是文化人,很快就同意了,然后吵了几十年。“其实我内心里很敬佩他。”张兆珍说:“我再不和他吵,我一点地位没有了。”

双向不理解的夹缝

当李梦龙把镜头对准村里的少年杜滨才时,他像焦波看到杜深忠一样,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但在纪录片里,杜滨才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讨观众喜欢的角色。他两岁时爸爸杜洪法患精神病,妈妈离婚走了。镜头里的杜洪法,总在默默地干这干那,而镜头里的杜滨才,总在抱怨爸爸,总说一回这个破家就心烦

纪录片团队的一员、大四学生李梦龙觉得杓峪村美极了。春天山花烂漫,桃花、杏花、苹果花赛着开放。还有满山的白色槐花,站在村子里都能闻到香味。

这让李梦龙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永远都有吹不完的风。秋天玉米收完了,他躺在地里的纺织袋上面,看天上的星星特别亮。

李梦龙最痛苦的回忆也在农村。不是农村本身,而是身上带着农村的气息去和外面的世界冲撞。“我从初中开始在外面读书。在外面接受的东西,在家里是被排斥的。你在农村带的气息,在外面是被排斥的。双向不理解,像在夹缝中生活。这个东西至少困惑了我六七年。”

初中时年级成绩第二的李梦龙,考入重点高中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这里号称每年有20%的毕业生会被保送到全国重点大学。“好多学生是高干子弟掏钱进去的。我有很多朋友,是诸如省财政厅厅长儿子这样的。我不懂事,天天跟人家玩,成绩从年级前几,最低降到班里倒数第九。我还想好兄弟,无所谓,朋友们成绩都低。最后发现,其他人都出国留学去了。”

李梦龙说,学校里的人分为五批。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有钱人。第二批,保送上北大、清华。第三批,小语种,考北外、北二外。第四批,体育特招生。第5批,才是参加高考的。他又是里面最低等的,曾经想考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际只考了三本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专业,每年学费快两万元,“对我观念打击非常大。”

他决定发奋。大学4年,他没谈恋爱,也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买电脑。同学出门玩时,他就借他们的电脑学剪辑软件、看电影。“李梦龙看了上千部电影”,这是后来焦波向众人介绍他时的常用语。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不能说明什么,就像说你做了很多数学题一个意思。”

这些努力让他得到跟随焦波拍纪录片的机会,这算他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当李梦龙把镜头对准村里的少年杜滨才时,他像焦波看到杜深忠一样,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1990年出生的杜滨才比李梦龙小两岁,是山东省第一个还没大学毕业就考到中级导游证的优秀学生,得过校级、省级众多奖项。但在纪录片里,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讨观众喜欢的角色。他两岁时爸爸杜洪法患精神病,妈妈离婚走了。镜头里的杜洪法,总在默默地干这干那,而镜头里的杜滨才,总在抱怨爸爸,总说一回这个破家就心烦。

李梦龙特别理解杜滨才的低落心情。“城市孩子可能会觉得,你爸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说这个家不好。我能理解他,我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高高兴兴回家,几天后绝对要跟家里争吵。我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但总会这样。他们嫌我睡觉多了一个小时、嫌我吃饭慢,我说他们不多注意身体、吃饭不多吃青菜。肯定很温暖,但是肯定也会失落伤感。”

一次拍摄,杜滨才讲述自己的过去。妈妈走后,他吃不饱奶,爸爸咬破舌头,给他吸自己舌头上的血。采访进行到一半,李梦龙实在忍不住站起来说:对不起,停一下。他蹲在镜头后哭,杜滨才在镜头里哭。哭了10分钟,李梦龙再继续拍摄。可惜,这部纪录片的原则是只要现场发生的事,不要当事人对着镜头说话的采访。这些讲述前史的镜头,都没有剪进最后的成片里。

影片结尾的春节晚会,杜滨才上台,突然唱了一首《父亲》:“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然后对着杜洪法说:“爸爸,谢谢你,你辛苦了。”

这对剧组来说是小小的突发事件。本来3台机器都对着舞台。李梦龙瞟见杜洪法的眼泪,忙爬上土坡去拍他。杜洪法有点想躲,却又想看着儿子,于是努力忍着眼泪,最终还是没忍住。

李梦龙微微松了一口气。他想,有了这段,观众应该会理解杜滨才了吧。

村里人的烦恼

“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张自恩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制组摄入了镜头

生于1990年的制片主任刘晓晨和生于1992年的导演助理陈青,是团队里仅有的城市人。

在淄博职业学院面试陈青时,焦波说那里是你想象的10倍的苦。小姑娘陈青为此特意准备了20卷卫生纸背着,从学校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到杓峪村。这是她坐车坐得最久的一次。

他们租下一户小院,挂上牌子“村儿电影社”。焦波在院子里开出空地,种上点南瓜、丝瓜。养一只狗和一只被人丢掉的小羊。片子理不出头绪时,他就理菜逗狗,排遣烦闷。现在他回村,那只小狗还听得出来车轮响,远远就狂叫起来。

自称“城市农民”的焦波,即使已经进城几十年,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包括融不进去岳父的高干家庭。

房东张光爱外号“中央四”,意思是国际新闻台,知道得多,传播力广。她本是村里无人敢惹的角色,“类似于《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李梦龙总结。

但张光爱家的烦恼也不少。

村里有人反对村支书张自恩,要查他的账,好向上面控告。张光爱丈夫干过村会计,“反对者”想让他帮忙。他不去。一天早上,两口子下地发现:苹果树被人打了除草剂,死了几十棵。

张光爱叉着腰,站在地头大骂害死了她家果树的人。为此,她和一个男邻居发生口角,腰上被打了一棒子。这桩出现在片中的纠纷,派出所来了好几次也没能解决。

“当时没有目击者,农村又不像城里有监控摄像头,没证据。”生于1987年的导演剧玺博说,“而且,即使有人看见,也很难站出来作证。农村家家都沾亲带故的……”

村支书张自恩上门做两家的工作,最后村里出一部分、派出所出一部分,给张光爱拿了几千块医药费。张光爱不满意,“又不是你们打的我”,却无可奈何。她控告的人已经不在村里,出去打工了。

“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48岁的张自恩长相很典型: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明显隆起。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制组摄入了镜头。

张自恩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去检查过肝。但对自己的身高体重倒很清楚:不穿鞋一米六九,体重一百四十五斤。“我现在感觉还行,等不舒服再说(检查)吧。”

有人跑来质疑焦波拍村支书村主任张自恩是收了钱。焦波反驳:“他给我三百两百?我看得上吗?他给我三万两万?他有吗?他是给我行贿过两块特别好的地瓜,你说算不算?”

村里修路时,几家都去投诉张自恩。有的嫌路没修到自家门前,有的嫌路多占了自家地盘。张自恩被领导批评,一个人在山上喝闷酒,打电话给焦波:“你能不能过来?”粗粗拉拉的沂蒙汉子,在焦波面前哭了出来。焦波陪他哭。

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自恩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得依靠苹果树。从日本引进的红富士,到沂源县改名叫“沂源红”。这个村子海拔高,光照好,土质特别适合种苹果。“沂源红”个头大、肉厚、口感脆甜。家家种苹果,总会留下些卖剩下的自己吃。

“只要风调雨顺,温饱没有问题。”焦波感叹,这或许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现状。杓峪村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半亩地不到,每个家庭一年大约能收三万斤苹果。片子拍摄的那一年,苹果过剩,价格随之走低,一斤只能卖到两元多。减去成本,“也就是个温饱吧”。

张光爱家也种樱桃。樱桃的收购价为苹果的五倍,但大多数人不敢效仿。这种树需要种四五年才能结果,而四五年后的行情没人说得准。砍掉茁壮的苹果树,把生活的希望押在四五年后的一次收获上,需要赌徒的勇气。

“所有人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

有人批评《乡村里的中国》色调过暖。焦波觉得委屈。“我觉得乡村中国这个概念,不是说它非常现代美好,那不现实。但你说它一塌糊涂、一片灰暗,也不现实。”焦波总结

平均每900分钟素材里,只有1分钟被剪进片子。在贵州打工的张自军从8米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故事只插进来简述了几分钟。有一家人被称为百灵鸟,唱歌非常好,他们在苹果园里唱着劳动号子,夕阳照着,苹果红着。这与主线无关,被舍弃了。

有人批评《乡村里的中国》色调过暖。焦波觉得委屈。他送审时已经最大限度放上了色调偏灰的话语和故事,等着被要求修改。结果10天之后通过了,不用修改。“我觉得乡村中国这个概念,不是说它非常现代美好,那不现实。但你说它一塌糊涂、一片灰暗,也不现实。”焦波总结。

纪录片面世短短一个多月,就获得了8个奖项,包括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焦波带着杜深忠夫妻与观众见面。两口子拿出两箱苹果,上台说:“这是俺们沂蒙山的苹果,大家尝尝。”

得奖的时候,焦波要带着5个孩子上台领奖。主办方说不行,只能一个人上。焦波跟人讲我们的孩子多么辛苦。不行。又推出17岁的摄像刘明富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北川地震孤儿啊。还是不行。最后上台前两分钟,一个现场女导演同意了。6个人欢喜地站在了台上。

李梦龙还没给爸爸妈妈看这部电影。得奖的事他也没怎么说。“他们看了之后肯定没什么感触,本来就是农村生活,看自己的故事没什么感触的。所有人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我会触动是因为,我在外面待了很多年,在用外面的视角看农村。”现在,他独自赴北京,继续做纪录片工作。

作为一部中国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不能指望票房。北京一家影院给它提供了友情放映的机会,每周六下午三场。这三场引来了全国媒体的报道,但杓峪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

焦波拉来一笔钱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业给村里捐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仅此而已。杓峪村本身交通不很方便,又没多少可开发的土地,引不来什么投资商。这个村子甚至连一家饭店都没有。摄制组下馆子,要开车去十几里外的邻村。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里的变化将一如既往地慢。2013年苹果普遍产量低,杜深忠家只能收大概四千斤。但正因为如此,价格会高一些。损失不算大。

村子怎么才能发展起来?张自恩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咱村苹果这价一直上不去。我想搞有机的。不上化肥,光上农家肥,苹果个儿小点,但特别甜,好吃。要是能集中搞出十几亩地做个示范,种出有机的苹果,认证以后价格能提高一倍。”

即使他能说服村民,积攒起一个如此规模的果园,这计划也不是那么简单。“从果树管理、施肥、育种,到水源,都需要上边来人指导。现在没这个条件。另外,咱村的路也得修一修……再说吧。”

(综合《中国人物周刊》《南方周末》《扬州晚报》《中国科学报》等报道)

■焦波简介

焦波1956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曾任淄博日报摄影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

1974年起,焦波开始用照相机为爹娘拍照片。1999年,又开始用摄像机为爹娘录像,整整30年,为爹娘拍摄照片12000余张,录像600多个小时,实现了“用镜头留住俺爹俺娘”的初衷。

其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和纪录片《俺爹俺娘》屡获国内外多项大奖。一位资深的法国评委这样描述其作品:“全人类只有亲情是相通的,《俺爹俺娘》能感动世界!”

2012年,焦波带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团队,在沂蒙山区一个村庄驻扎373天拍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等12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