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六年,帕慕克以一本厚达近600页的小说重新回到读者面前,西方媒体评论“这是帕慕克作品里最令人愉悦的一本小说,也是新读者渴望深入了解这位文学大师最好的入口。”作为新年第一部好故事,《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究竟写了什么呢?
麦夫鲁特,一个穷困、天真、正派,有时幼稚,但懂得真爱的钵扎小贩。他有信仰但不极端,他少年时也冲动而叛逆,逃课、看黄片,在简陋的一夜屋里手淫。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友人。他怎么了呢?他每晚沿街叫卖钵扎,想致富,却没能像自己的亲戚那样得到老天的眷顾;他做过各种营生,卖酸奶、冰激凌,卖鹰嘴豆鸡肉饭,因为固执的天真没能在赚钱的机会得到财富;他花三年时间给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孩写情书,却阴差阳错娶了女孩的姐姐。
帕慕克以往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等)中,主角大多是中产阶层,这恐怕跟他本人从小出身大家族,生活环境优渥有关。这次,《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可谓对作者主题和人物设定的一大挑战。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一个远离作者本人生活方式的底层人士,为了这次写作,帕慕克采访了许多人,有卖钵扎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还有在街头的流浪汉。“我把所有这些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异感觉来重新组织。”这一场长达六年的写作,其实也是帕慕克先生的一次难忘的田野访问吧。
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43年(19692012年间),主人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新移民,她的毁坏以及日常生活。他从一个12岁的少年,变成55岁的老人,但从乡村到城市所经过的大半生生涯,他一直遵从着脑袋里的怪东西的指引,身处叫卖钵扎的街道是他最自由最清醒的时刻……
伊斯坦布尔也从一个人口500万的城市发展为1500万的大都市,从满布破败的一夜屋街区升级为高大的公寓楼与拥挤的人流的大都会。麦夫鲁特身处其间,他上学,他服兵役,他与小伙伴参与不明究竟的“政治”运动,他去影院,他写情书,他私奔,他结婚,他生孩子,他纠结他需要诉说,他叫卖,他为了生计做这做那,他悲伤,他老了……
但从来不曾改变的,哪怕他住上了公寓楼,成为外祖父,每晚他仍然夜复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钵扎,思念自己的真爱,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自感与众不同。
这部书稿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土耳其和西方媒体的压倒性好评。《华尔街日报》评论:“伟大、真挚,又令人动容的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编年史,不同章节中细节的丰富程度可以媲美市面上任何单行本小说。帕慕克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会政治激荡这一大背景下小人物们的日常。麦夫鲁特这个角色以及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都令人难以忘怀。”《出版商周刊》评论“这个寓言式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老是沉浸在自我世界中进行思考回想的小贩麦夫鲁特。他的家族成员间的爱恨情仇极其吸引人,但是小说中最出彩的部分要算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的模样:嘈杂、腐败但又日新月异地经历变革。而读者在阅读中也好像随着他的笔触游历了这座帕慕克的故乡,这座极具文化魅力、政治情绪不稳定同时阶层分化、性别分化严重的城市。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曾让读者充分体验到“呼愁”所营造的甜蜜忧伤之情,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麦夫鲁特的叫卖声必定是“乡愁”的完美延续,那句“钵扎,最好的钵扎”让食客无法忘怀,因为这些声音“唤醒了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那些消逝的美好日子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重要道具”钵扎,不仅贯穿了主人公的一生,更是土耳其地区的一种传统饮料。钵扎是一种由小米发酵制成的饮料,在温暖的环境里会快速泛酸变质,因此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店家只在冬季出售。这种浓稠的饮料气味香郁、呈深黄色、上面往往点缀着肉桂粉和烤鹰嘴豆,其中略含酒精,但含量很低,正如书中一个角色所评论的,“它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让穆斯林也能喝酒。”
帕慕克坦言这类叫卖钵扎的小贩在伊斯坦布尔已几乎绝迹,而主人公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最后一代沿街叫卖的人。他的叫卖声里充满乡愁,正如身体力行的钵扎小贩麦夫鲁特所说,“钵扎就是靠着小贩声音里的情感才能卖出去的。”
在创作手法上,帕慕克采用了其在《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中的多声部写法,让多个声音同时亮相,他们或疲惫或风趣,或不安或悲愤,甚至充满激越的声讨,从而串联起麦夫鲁特的生活。其中大多数声音是主人公的亲戚,是那些无法理解主人公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人的群像,就像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他是个怪人,但有颗金子般的心。”
与巨变中的伊斯坦布尔相比,同处亚洲的中国也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两个国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同的是现代化裹挟下的城市变迁,高楼迭起的城市街道,逐渐消逝的城中村和街边小贩。有很多像麦夫鲁特一样的人依旧过着底层的生活,无论是每天上下班路遇的小吃摊、菜摊、杂货摊,还是在其他地方也苦苦挣扎的蚁民,《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不能不令每一位读过小说的中国读者感同身受。故事主人公冲动、天真、无知、固执、懦弱,也不禁让我们感受到他,麦夫鲁特,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兄弟,甚至我们自己,在这高楼林立的大城市会不会把我们当成沿街叫卖的小贩那样吞噬、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