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济铁路段长被撕票案

2016-01-14 00:56:31来源：大众日报作者：

1923年12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葛燮生,在胶济铁路张店干段长期间突遭绑架。风波惊动京沪两地,路内路外积极斡旋。最终一切谈妥:交钱放人。孰料,巨款交上之后,葛氏却惨遭撕票。一次没有想到的巧遇,导致全盘皆输。

胶济铁路段长被撕票案

2016-01-13 来源： 大众日报

时任山东督军的郑士琦

■　旧闻拾遗

□　于建勇

“乒!乒!乒!”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夜空。一伙儿土匪和政府巡防马队激烈交火。结果,巡防队落荒而逃。

地点:济南老城以东。时间:1924年1月18日。那天是农历腊月十三,还有17天就是大年,本该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日子。

奇怪的是,第二天,这场枪战的受害者却死在老城以西,死者居然是胶济铁路高级职员葛燮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葛燮生。

葛燮生,时年34岁,字季调,浙江杭县人,1906年,由上海南洋公学(清朝末年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创办)附属小学升入中学。1908年赴美国留学,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机械科。麻省理工学院被誉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

归国后,葛燮生任汉阳铁厂机械工程司(即现工程师),历任上海阜丰面粉厂、河南郾城蛋厂诸工程司,奔走宣劳,声誉卓著　。

胶济铁路1923年被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后,为了把这条铁路搞好,政府积极网罗人才,有着海外名校背景的葛燮生,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

据《青岛铁路分局志》(1899年-1900年)记载,胶济铁路“建成运营后,沿线于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修筑机车房,各配备人员100—200人不等”。民国胶济铁路管理局,“沿线青岛等机车库依次设第一至第五分段”。葛燮生就是第四分段——也就是张店分段机务段长。

葛燮生上任后,擘划经营,瘁心尽力,寝无定所,食仅干粮,对工作非常投入。

让葛燮生没想到的是,危险正向他悄然袭来……

突遭绑架　惊动京沪

1923年12月3日,葛燮生在张店突遭绑架。

当时山东匪患严重。据《民国匪祸录》一书记载:“1923年七八月间,山东各地有40多个县(占当时全省县份的一半),同时向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府告急,请求派兵剿匪。其中小股土匪被当地驻军、民团打退,或确系流窜而未酿成大祸的,因未加报警,尚不在内。”

打家劫舍是土匪的生存之道,因而绑票事件也就时有发生。就在葛燮生被绑架之前,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次:

——二十天前,“11月13日,山东昌邑于双龙掳劫法国张家堡教堂主教罗光汉及神甫1人、中国助教5人作为人质,要求官府招安。”(《山东外事大事记(1912-1949.9)》)

——半年前,1923年5月5日,津浦线临城站附近,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遭土匪孙美瑶部拦截,39名外国旅客、71名中国旅客被绑架,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向北京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不得不与土匪谈判、妥协。此为轰动世界的“临城大劫案”。

——一年前,1922年12月1日,崂山匪首孙百万劫持了青岛总商会会长隋石卿和受熊炳琦之命赴青岛监管接收的专员茅少甫,以此要挟鲁案善后公署。此乃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策划。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陈干前去招抚,一举成功。12月10日,孙百万率部下山,他本人还出席了青岛接收庆典。当然,人质安然无恙。

现在,不幸又降临到葛燮生头上,他能逃出生天吗?

当然,只要有钱,一切皆有可能。果然,几天后,土匪开出了价码:赎金8万元。并附有葛燮生请求尽快筹款的信。

绑匪很清楚,段长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因此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一个“大户”——胶济铁路管理局。

葛燮生被绑架后,上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校友会屡次致电交通部和胶济铁路管理局,要求设法营救。当时交通总长依然是吴毓麟,半年前的那场“临城大劫案”,他记忆犹新,不能不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的不仅是交通总长,还有交通部的部员。这与葛燮生的人脉有关。《民国匪祸录》中说,葛燮生“人缘好,善交际,在交通部和胶济路局朋友极多,部里的路政司司长与他是拜把兄弟”。

胶济铁路当局自然“压力山大”,不得不向山东当局求援。毕竟,保境安民是山东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交通部也请求山东当局协助处理。当时山东督军是郑士琦。郑士琦的上任,从一定程度说,是沾了绑匪的光。因为“临城大劫案”后,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压力下,田中玉被迫于同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随后,郑士琦接任,被大总统曹锟授予济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郑士琦决定武力调停,先包围土匪,再商量赎票。这也是田中玉处理“临城大劫案”的办法。但葛燮生家属及诸好友商议之后,担心调动军队会激怒土匪；稍有摩擦会导致撕票。因此,由葛燮生之弟葛哲生出面,向郑士琦及胶济铁路当局表示,先由家属与土匪交涉,万不得已,再请军队以武力营救。

家人有此意见,郑士琦和胶济路警务处长等人也不好勉强,表示尊重家属的愿望。

谈妥放人　未料撕票

葛哲生通过中间人与土匪说票,解释路局不同意用公款赎票,认为此例一开,以后土匪绑架铁路员工将会变本加厉。的确,要真那样的话,铁路员工岂不成了土匪流动的“提款机”。

中间人还强调说,葛燮生的家中并不宽裕,8万元实在难以筹措,请求降低一些。宽裕不宽裕不好说,8万元难筹倒是千真万确。绑匪心里自然清楚,最后,土匪同意以5万元赎票。

剩下的就是家属的事儿了。当然,郑士琦也没有袖手旁观,为配合葛家赎票,他采取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的办法,在高密附近铁路沿线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剿匪。

此举果然有用。土匪急于说票成功,以便携款潜逃,竟主动将票款降为1.5万元,定于1924年1月18日交款,并随即放人。

葛氏家属向路局借了1.5万元款,言明以后逐月扣还。

葛哲生遂根据中间人转达的要求,于18日夜间,独自一人携款到济南城东门外耿家林交付。

这天夜空晴朗,寒气逼人。葛哲生在一片小树林里等候多时,才见树影后走出一人。那人头戴一顶罗宋帽,拉下来盖住了整个脸部,仅仅露出的一双眼睛还被一副茶色眼镜遮住,面目全不可见。

“带来了吗?”匪徒因帽子捂着嘴巴,发音不很清楚。

“全在这里了,您点点。”葛哲生把手中的包袱递过去。

那人提在手里,掂了掂,又打开看了看,重新扎好,冷冷地说:“行啦,回去等着,明天准见人。”

葛哲生不敢多问,转身匆匆返回,向焦急地等候消息的嫂子和其他亲友报告喜讯。

然而,第二天葛燮生并未回来,第三天也不见音信。紧接着便传来他被杀的噩耗,说尸体发现在济南西门外大槐树庄的大路旁。

葛燮生被杀后,各方震惊。最初,关于葛燮生被撕票的原因,胶济铁路局认为是赎金未按期交给土匪,所以才导致撕票。

但葛燮生家属一再申明,已与土匪交涉清楚,并且赎金确实在18日晚上如数交给土匪。

上海南洋公学同学会公决诘问胶济铁路当局,要求北京交通部惩戒胶济铁路当局领导并剿匪恤孤,感叹“路政前途,何堪设想”。

上海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会哀悼葛燮生,召开紧急会议,致函慰唁家属,并致电胶济铁路询问致死情由,质问胶济铁路局长:“既事极力营救,何故复遭惨杀?”请求迅速将营救方略及抚恤办法详细说明。

葛燮生亲属齐集济南,要求胶济铁路当局给出说法。

胶济铁路当局赶紧派人从青岛乘火车赶往济南。经多方了解,特别是与政府方面的联系沟通,方才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绑匪遇官兵　泄愤杀人质

原来,1月18日晚,葛哲生离去后,取款土匪也急忙返回,不料刚走不远,便遇见巡逻的官军马队。

士兵见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独行,不觉起了疑心,便喝令站住,仔细盘问,又见他神色惊慌,于是下马搜查。

土匪见马队的几支枪都对准自己,只得垂手而立,听任检查,暗中却做好应对准备。当一名士兵从他棉袍下搜出一把盒子枪时,他乘士兵惊愕之际,一拳打翻那兵,拔腿狂奔。马队便随后追击,开枪。

令士兵没想到的是,这一开枪引起枪声一片,不过不是自己人打的,而是绑匪的同伙儿。

原来,绑匪在附近早有埋伏。毕竟治安环境不好,他们也担心取钱同伙的安全,于是就在附近准备接应,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遇上了官兵。官兵一放枪,无异于提醒他们开打。

士兵们一时蒙了,没想到还有埋伏,更不清楚对方有多少人,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火力很猛,情知不敌,只得掉头而逃。

在绑匪看来,家属肯定通知了政府。而且,这种先痛痛快快答应、再寻找时机消灭,是政府的一贯做法。

“临城大劫案”匪首孙美瑶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将人质释放后,他的土匪部队被改编为官军一旅,孙任旅长。半年后,兖州镇守使张培荣摆下一场“鸿门宴”,将孙美瑶诱至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奉郑士琦之命将其枪杀。时间就是葛燮生被绑16天后:12月19日。

崂山匪首孙百万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后,部队被政府收编,很快被调往坊子。政府随后派兵围剿,孙百万被打死,这支队伍彻底消失。

前车之鉴,为期不远。绑架土匪们自然不会认为夜晚遭遇纯属巧合。他们认定,这是家属和政府联合“下套儿”,于是一怒之下将葛燮生枪杀,移尸大槐树庄路边。

葛哲生为其兄之事奔波劳累、担惊受怕46天,没想到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精神大受刺激,整日如痴如呆。“葛氏兄弟一死一疯”,《民国匪祸录》如是说。

葛燮生尸体于1月25日入殓。胶济铁路局拨给治丧费1000元,将抚恤列为一等,一千多元。

鉴于葛燮生曾在南洋公学就读,南洋公学同学会胡端行等人特请老校长唐文治为葛燮生写了碑铭:“青州之城,张店之旁。风凄雨黯,山高水长。魂兮归来,涕泗浪浪。铭以贞之,千载毋忘。”

在此期间,绑匪依然猖狂。“1924年初,一批在济南念书的安丘籍学生,放寒假乘胶济路火车在黄旗堡站下车,被股匪悉数架去。”(《民国匪祸录》)

不过,让葛燮生在天之灵稍感欣慰的是,杀害他的绑匪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年3月12日,郑瑞亭、高瑞图、高良臣三人被山东省督理署军法处枪决。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绑架有日本人的参与。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1921-1940年》记载:“三犯曾将被架者藏于济南日本商人滨野处,勒索赎金15000元,分予滨野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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