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白山黑水横刀立马老英雄

　　吉东抗日义勇军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将军。(照片由王德林将军的孙女王同提供)

　　王德林墓

　　■　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日本鬼子越来越凶了,难道中国人就那么不争气吗?咱得干,不干不中啦!我活了六十多年,我能够死在吉林,换来国家的生存,值得!”王德林东北抗战赢得广泛赞誉,1939年2月,延安《解放》杂志号召:“王将军已逝世,然而他留在东北的旧部如李延禄、周保中、柴世荣等同志所领导的义勇军,都已参加或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愿我爱国青年,共同学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

　　□　本报记者　　卢昱

　　“王德林枪法相当准。老人们经常说起来,他夏天在树下乘凉,乡亲们都撺掇他亮一下枪法。他就卡好盒子枪,对着树上的鸟,手一甩就打下来了。他自己还谦虚地说:老了,哎,老了!”在今沂水县北社村街头,随便找一位老人,都能讲出这段“典故”。

　　“典故”发生在1938年。那一年,抗战老英雄王德林64岁；那一年,他出师未捷……

　　反俄救国,被逼为寇

　　1937年年底,郑州。

　　《阵中日报》记者高天在冷清的小巷子里寻访到王德林。

　　“在我21岁时,离开家乡到关东。我一个人跑来跑去,我做过窑工,当过佃户,占过山头,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王德林开门见山,先介绍自己的经历。

　　时光在空间的隧道中滑翔。2015年1月12日,北风呼啸。在今沂南县双堠镇后崖子村,记者寻访到王德林闯关东后,给家中寄钱盖起来的正房。这座100多年的老屋,在空寂的院落中更显颓废,但土坯、青砖、石墙牢牢搭在一起,使它稳稳地屹立着。　　　

　　“我爷爷最初叫‘王林’,他祖父母、父母为人仁慈,善治小儿痘疹,经常不远百里为乡亲们诊病施药。他小时候家里很穷,要在家帮着父母种地,所以只念了两年私塾。他是个热心肠,村前有一条官道,他经常去帮人扛货、推车上坡。1895年山东大饥荒,他实在走投无路,才闯关东。”今年67岁的王德林长孙女王同介绍道。

　　彼时,黑水绕白山、沃野布千里的东北大地,却是“狼”“熊”相争之地。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欺压中国人。沙俄自恃干涉还辽“有功”,打着援助中国的幌子,攫取修筑铁路、采矿等特权,还强行租借旅顺、大连。

　　山东小伙子王林在黑土地上勤劳耕种的同时,沙俄却在强修东清铁路,肆意强占强买大片土地,烧毁沿线居民房屋,犯下滔天罪行。王林的仇恨慢慢发酵,他开始下定决心以武力反抗之。

　　“我到吉林的时候,刚赶上甲午战争之后,那儿有很多人是怀有民族仇恨的,仇恨的种子播在广大人群间。这时,我开始明白这样塞满像我似的无知无识的人的国度,是需要每一个人撑起腰来干一番。从此以后,别人种下来的仇恨,在我心上纠结着。我知道一个人活着,并不只‘活着’那么简单。”王德林向年轻的记者讲述自己初到关东的感悟。

　　“为弄清俄军虚实,作好抗俄准备,1899年3月,他应征当了一名修筑东清铁路的工人。他一面学俄文,一面调查俄国人的秘密；同时注意结交爱国有志青年。不久他当上小工头,有机会到伯力、海参崴等地实际考察,由此得以熟记山川地形、村庄道路。”黑龙江省东宁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玺阳介绍道。

　　1900年,义和团运动怒火蔓延到东北各地,与沙俄接壤的吉东地区百姓们首先揭起反俄旗帜。王林也拉起一支100余人的队伍,自刻一枚“反俄救国被逼为寇”大印,在黑龙江、吉林一带专门打击沙俄军队和商贾恶霸。到1917年“十月革命”为止,王林的队伍对俄军袭击共达1900余次。

　　“王林这支绿林和别的响马很不一样。首先,他帮助穷苦人,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常把缴获的俄人财物分给贫民百姓。他不打中国人,也基本上不同中国官兵作对。所以对这个有老百姓基础的绿林组织来说,官方和老百姓不把他当土匪看,倒把他看成有民族血气的‘绿林豪杰’。”王玺阳说道。

　　全东北的人都去打日本

　　树大招风。1903年春,王林抗俄武装的秘密“窝棚”被俄军包围,驻营的28位队员全部遇害,王林因外出才得以幸免。沙俄的残暴行径,在他仇俄的账本上又添了一笔。

　　“一次偶然机会,我竟然领了不少弟兄活下来。我们参加了几次自卫的战役,那些都是抵御沙俄和日本鬼子的。”王林向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说着,用手轻轻地抹着嘴角上稀疏的胡须,满是皱纹的脸上溢出自豪的光彩。

　　1917年间,日本参谋本部派藤田大佐两次来见王林,表示愿意接济军火,以求支持。王林对此嗤之以鼻,将藤田逐出山去,并从其身上搜出许多有关侵略中国的密信。他将文件抄了副本,派人送给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极为重视,并派人邀请王林进省城面谈。

　　王林到达后,陈述边陲危机,提出治理办法,深得孟督军赏识。孟恩远认为他有将才,反复劝说要收编他为正式部队,王林同意收编。1917年11月末,其部被编为吉林陆军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王林被任命为营长。此后部队虽多次调防、改编,都沿用“三营”番号,老百姓也称之为“老三营”。孟恩远还建议“王林”把名字中间加一个“德”字,取“德泽于民”之意,王林欣然应允。

　　“从此,‘王德林’以军人身份效忠国家,往来于吉林东部剿匪,为地方安定披星戴月。1921年9月,他曾率队追匪到苏联边境,把300多名悍匪全部解决。”王玺阳介绍道。

　　“‘老三营’在延吉铜佛寺驻扎时,我爷爷、奶奶住的院子有7间瓦房,还开油坊。为拉碾压油,养了一头大牤牛,闲下来无偿给穷人用。爷爷平时不穿军装,穿一身长袍,他自己会做衣服。‘老三营’开拔时,爷爷为答谢百姓恩情,做了一把‘万民伞’。他在布条上写满了为部队捐款人的名字和数额,挂在撑起的伞上。临行那一天,他一身军装,在前面撑起伞宣传抗日,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跟着,百姓夹道欢送。”王同介绍道。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加快侵略步伐,意图修筑从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王德林识破日军意图:如果吉会路完成,只要24小时日军即能布满东北各要隘。

　　欲防强寇,必先阻其铁路计划。1931年12月7日,日本铁路勘查队员在瓮声砬子(今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自行上山,用望远镜四面张望,驻防的“老三营”士兵劝阻不成,日勘查队员依然擅入防地,“老三营”士兵开枪射击,日勘查队员两人毙命。事发后,日本人就此责问王德林,王德林义正辞严地回答说:“炮台是我军事重地,不准任何人上去。这两个人强行爬上炮台才被打死,我士兵纯属正常执行任务。”

　　日方表面作罢,但转而威迫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大汉奸熙洽,将“老三营”调防吉林。熙洽为讨好日本,下令“老三营”开赴黑龙江前线,去围剿马占山的抗日队伍。“老三营”的官兵闻讯后,怒火中烧。全营官兵拒绝上火车,齐声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纷纷把刚下发的黄袖标摘下来扔进火里。王德林带领全营官兵,改变行军路线,向额穆县城出走。

　　1932年2月8日,王德林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部队官兵和群众代表大会,决定起义,组织吉林国民救国军。在大会上,王德林发表就任“总司令”一职的誓词:“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我们尽军人天职的时候!我们要去打日本,打出东北!可是光靠我们士兵打还不够,必须要全东北的人都去打,最后是一定能把日本打出去,收复国土的!”

　　“王德林登高一呼,吉林东部地区就出现一支最早的抗日队伍。”据王玺阳介绍,抗日救国军每个官兵都戴着两边写着“不怕死,不扰民”的袖标,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交界地区。

　　不分党派,一致对外

　　王德林率部起义,冲破一片恐日、降日逆流,许多民团、警察、炮手纷纷投奔。在起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由一营三百余众发展到三千多人,成为武装完备的抗日大军。

　　“救国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役是王德林所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此场战役以少胜多,一时名声大振。”沂南县党史研究人员郑国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搜集王德林抗战事迹,曾到吉林、黑龙江省多处寻访。

　　1932年3月12日,在镜泊湖南湖头,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将救国军包围。救国军隐藏在山中以步枪还击,日军只闻枪声,不见人影,每闻枪声起,必有应声而倒者,恐慌弥漫,队伍渐乱。王德林见有隙可乘,兵分两路,绕道将日军包围,以猛烈炮火攻击。经一小时战斗,日军被击溃,大败而遁。

　　13日,经救国军总部讨论决定,选择在“墙缝”这条山峡中围歼尾追之敌。“墙缝”地势险要,山上堆积大块巉岩,约有5里之遥。14日晨6时,日军约3000人在天野旅团长率领下,骄横地由敦宁公路开来。当行进到5里长巉岩下狭路时,救国军居高临下,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日军突然受到阻击,乱成一团,仓皇应战。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日军发动四次冲锋,均被击退。救国军中多是炮手出身,枪法准确,弹无虚发。在狭路口外的开阔地上,日军尸体狼藉,枪支、马匹遍地。救国军以少胜多,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缴枪数百支,并击落敌机一架。

　　当年10月14日出版的《申报》除记录上述战事外,还对王德林部其他战事予以报道:5月25日,救国军马营长趁日军熟睡中,率部往袭。是夜,天极昏黑,对面难辨面目。救国军三更将尽时,一鼓冲入日军营中,均用大刀砍杀。日军正在睡梦中,即遭歼灭者达200余人,余均仓皇逃窜。三天后,日军由延吉调出大批人马,并以飞机掩护。救国军因日军来势凶猛,遂将岭上各部分别埋伏。待日军逼进老爷岭后,即下令四面包围,混战一昼夜。是役,共歼敌1200余人、伤300余,获小钢炮及步枪甚多。救国军伤亡亦近百人。

　　得道者多助。“救国军连战连捷,军威大振,群众奔走相告。东北军独立团在绥芬河宣布起义,铁路工人、爱国学生要求参加救国军,连当地胡子、响马也来参加救国军。救国军一下子扩大到6万多人,控制了中东和南满铁路的东西段,他们炸毁桥梁、破坏公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郑国华介绍道。

　　这段时期,王德林部不仅队伍扩大,控制的地区亦增加到十余县。王德林提出“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倡议各部抗日军联合作战。这一倡议,得到了战斗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吉林民众抗日自卫军李杜、丁超、马宪章和张振帮等部的拥护。不久,吉林省抗日军联合指挥部成立,向日伪军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

　　一个钱也得用到抗日上

　　形势一片大好,隐忧却时时揪心。王德林部转战千余里,6万之众所用军械军需却无来源,人多于枪械,枪多于子弹,无饷粮、无救助,衣衫褴褛,缺医少药。

　　1932年9月,王德林发表《泣告国人书》。他在文中向广大同胞陈情道:“与各种要件具有之优越日军角逐,历百战而不挠,负一隅而苦斗,其间艰辛情况有非笔墨所能形容,余念及此不禁泪涕滂沱……现在求战则军实不充,求守则冻馁堪虞,前有强敌,后是绝路(因邻俄界),进退绝谷,莫展一筹。”

　　这份担心在1932年冬得到应验。当时,日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向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发起进攻。“1932年底,救国军余部继续奋战在吉、黑交界地区。直至1933年1月10日晚,王德林被迫撤入苏联境内。王德林退入苏联后,余部在吉林继续抗日,后来发展为我党领导的密山、饶河游击队,1935年改编为抗日联军第四军。”王玺阳介绍道。

　　“只干了两年就不成了啊。1933年出国去了,俺开始漂流。可是我不愿意失败以后就死,那太不合算了。我要留着命再换点什么,向着我们的敌人讨更多的代价。”1937年,王德林在郑州对高天谈起撤退的心情。

　　“对大多数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是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大本营,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进入苏联境内的瞬间就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早就达成协定,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按俘虏对待。后来,4万人被遣送回新疆,硬生生被冻死四分之一。”王同惋惜道,几经谈判,苏方最后同意将王德林、马占山、李杜等将领转道东欧数国后送回国。

　　在1933年出版的第十三期《东方杂志》上,刊载了王德林参观德国容克飞机制造厂的照片。“在德国,我爷爷被日本情报人员盯上了,差点被抓。他急中生智,钻进一个商店,买了件新衣服换上,从后门出去,躲过一劫。”王同介绍道。

　　从欧洲到东南亚,再到香港、广州,一路奔波。王德林回国后,在上海得到朱庆澜领导的抗日后援会的帮助,为东北抗日武装募集了8000块现大洋。1934年5月,他在天津将这笔钱交给共产党员陈翰章,嘱其转交抗日将士。

　　“为确保银元不丢失、不入私囊,陈翰章历尽艰辛,在5月底直接回到绥宁反日同盟军抗日游击根据地,交给同盟军军委。随后,同盟军在牡丹江、宁安、敦化等地各抗日武装中召开大会,散发捐款,近者每人一块,远者给予慰问,鼓励部队抗日热情。”郑国华介绍道。

　　当记者高天准备结束当天采访,将要辞别时,王德林的饭——窝窝头、白菜汤熟了。记者略感寒碜,王德林对此却习以为常,说道:“我们有一个钱也得用在抗日的战事上。我们的国家危险到这个地步,只有大家用死去换生存,大家努力和鬼子拼。”

　　千方百计想出关

　　“1937年,我奶奶在郑州火车站见到我爷爷。爷爷说:你们去西安吧,我要去干我的事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我奶奶后来常絮叨:他在前方的时候,写信来说他的钱够用,我知道他很穷。奶奶到临终前,一直枕着爷爷穿过的一双‘千层底’睡觉。”王同介绍道。

　　爱国青年风沙在1939年出版的《东北的抗日英雄》书中,对王德林的人品予以高度赞美:“王德林将军极忠厚、质朴,沉默寡言,没有嗜好,可以代表一个十足的庄稼老实人。他不置家产,四十年前没有私产,干了四十年也没有私产。他常说:国土都丧失了,东北民众当了亡国奴,大家应该有钱的拿钱,没钱的拿命,一切统统贡献出来,作收复失地的斗争,才是正经。当了亡国奴,有私产也不光荣,不能生受的。”

　　1935年,在颠沛流离、四处募捐时,王德林一家在南京暂住。“一家7口和十来个随员挤在一座平房里。1936年冬天,随他退入苏境的旧部由海参崴回来,都在寓所里席地起居,送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把他累得稀饭都喝不起。幸而后来归国的旧部都由军委会代为资送回籍,才松了一口气。”王同介绍道。

　　1936年,傅作义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毅然进行“绥远抗战”。王德林得知后,心急如焚,一刻也不能安定:“日本鬼子越来越凶了,难道中国人就那么不争气吗?咱得干,不干不中啦!我活了六十多年,我能够死在吉林,换来国家的生存,值得!”

　　“他和马相伯、丁惟汾交情甚笃,后来在他们的资助下,带两个随员赶到绥远。等赶到归绥见过傅作义,他才知道绥战已胜利了,回东北的志愿一时不能实现,便悻悻回到北平。”郑国华介绍道,王德林被宋哲元挽留在北平住下后,还不时派人回东北联络,千方百计想出关。

　　“卢沟桥事变”以后,王德林立即派人回山东招集关外归来旧部,准备抗战,可出乎意料的平津失守,竟把他隔在北平,暴露于残暴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那时他的朋友都认为凶多吉少,多方奔走营救,但始终不知下落。后来,他竟然在9月时化装脱险回到南京。”王同说道。

　　经过数次失败,王德林察觉出关的志愿难以实现,而抗战局势日趋紧迫,最后他毅然决然放弃原计划,回到沂水。他集合乡间子弟和东北归来的旧部,开始游击日军。

　　“我爷爷身体很健壮。在东北时,他的腰曾被子弹击中,他用布蘸上酒在伤口上擦了擦,然后拿热枪管烫伤口。在南京的时候,虽然61岁了,还没有一根白发。可到了1937年,因为壮志不得酬,半年间头发尽成斑白。加上长年在外,时饱时饥,把胃折腾坏了,身体和精神慢慢都支撑不住。”王同介绍道。

　　“1937年冬,王德林因胃病发作,到沂水北社村养病。1938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机关率部队进驻沂蒙山区。王德林多次到驻地拜访,与我党我军负责人畅谈抗日救国大计。他说:我虽然老了,但心不老,死也要打鬼子,不然死也不甘心。这话让在座者唏嘘不已。”郑国华介绍道,当年12月20日,王德林因宿疾转剧而与世长辞。

　　1939年2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发表了悼念王德林的文章,指出:“王将军已逝世,然而他留在东北的旧部如李延禄、周保中、柴世荣等同志所领导的义勇军,都已参加或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王将军虽死,王将军保护祖国及杀敌的精神却不死。愿我爱国青年,共同学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共勉之。”

　　“1953年,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烈士证书下发到我们家中。”王同介绍道,2011年10月,王德林墓由北社村西的凤凰台小岭上,迁至沂水革命烈士陵园。

　　英雄长眠故乡77年矣。在沂水西跋山的王德林墓上,覆盖着一层从沂河挖出的清沙。墓前远眺,山河静默,白日垂光。在世代百姓的口口相传中,这位民族老英雄宛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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