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艺术家”:曾经的前卫艺术群

　　摄影家荣荣。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上世纪90年代,一群贫困艺术家来到北京一个破败的村子大山庄,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的行为艺术和摄影,给中国实验艺术带来了冲击。因为纽约的一个另类艺术空间就叫“东村”,他们也把居住的村子叫“东村”。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3月15日,北京春意融融。“镜头独白:中国实验艺术的焦虑与野心——巫鸿新作《荣荣的东村》读者见面会”如期举行。窗外明媚的阳光与手中那本外表有些忧伤的书相互纠葛,一张张冷酷无情的当代艺术作品与其背后那鲜活而热切的历史原境猛烈碰撞。
　　作为中国实验艺术的诞生地“北京东村”的忠实记录者,摄影家荣荣本身也是“东村艺术家”中的一员。为更近距离地走近那个神话般的“东村”,本报记者对荣荣的专访约在第二天中午进行。
神话东村
　　3月16日,记者赶往位于北京东北角的草场地艺术区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以下简称三影堂)。京城的繁华与喧闹被疾驶的汽车渐渐抛在了身后,萎草、枯树、矮墙散发着乡野的荒寂与闲怡。
　　走过一段布满涂鸦与海报的小路,记者终于找到了荣荣的“造梦”空间。这是一座4000多平米的大院子,建筑由灰砖堆砌而成,错落有致的砖块在墙面上砌出浮雕,天马行空般地描绘着虚虚实实影像,无限延展着艺术的维度。
　　“你在三影堂能够找到一点东村的影子吗?”记者问。
　　“东村的影子?我觉得这里和东村是不一样的。”束起及腰长发的荣荣一边泡着海碗功夫茶,一边思索。
　　“但是我在三影堂对面看到了一个垃圾场,那不是和东村很像吗?”
　　“啊,对对对,那情形是像的,哈哈哈哈。”相较于荣荣的作品,他的笑容看上去要温暖得多。
　　如果你想在北京地图上找到我们所谈论的东村,恐怕只会徒劳无功。因为“东村”只是这个村子的“艺名”,况且它早已湮没在钢筋混凝土之下。
　　上世纪90年代,一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艺术家和音乐人,来到北京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的那个四处散落垃圾的破败村子大山庄,追寻自己的梦。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前卫艺术的核心群体,创作出一系列以行为艺术和摄影为形式的具有高度挑战性的艺术作品,给北京乃至北京之外的中国实验艺术界带来了冲击。由于大洋彼岸纽约的一个另类艺术空间就叫“东村”,他们便将自己居住的村子也命名为“东村”,“东村艺术家”也成为张洹、左小祖咒、段英梅、马六明、荣荣等这些活跃在中国乃至国际艺术界的名人共同的称谓。
　　1993年2月住进大山庄的荣荣,不是最早驻扎的艺术家,他的到来是个偶然。
　　“我来北京之前,想考鼓浪屿工艺美院,想当一个艺术家,可由于文化课成绩特别糟糕,连考了三年都没有过关。最后决定不再考了。”那年夏天,租照相馆相机玩的荣荣迷上了摄影,他想要一个相机。之后,他与父亲达成协议,去父亲工作了几十年的供销社打三年工换取离家的自由和开始新生活的经费。“我老爸特别想让我接他的班,他说你打工三年,一年给你一万,我当时就想,有了三万块钱,我一辈子可以搞艺术了,爱干什么干什么。”1992年带着自己的相机,荣荣终于来到了全国各地年轻前卫艺术家们所向往圣地——北京。
　　到北京之后,荣荣参加了摄影学习班,不久就能很熟练地拍摄流行摄影杂志所推崇的浪漫艺术照片。他的作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有的照片参加全国影展还获得了金牌。然而,经常跑到西双版纳、长城、大草原等地拍摄,存款消耗极快,原本以为可以花一辈子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后来,荣荣到中央工艺美院摄影教研室学习三个月。到北京不到一年已经搬了六七次家的他,偶然发现了处于大都市阴影下的大山庄。“之所以住到这里,完全是因为房租便宜,每月80元,工艺美校到东村也很方便,就决定住到了这里。”　　
被逼到墙角的爆发
　　刚刚“发现新大陆”的荣荣并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早就聚集了不少与他年龄相仿的艺术家。
　　1992年搬进大山庄的张洹,是最早住进大山庄的艺术家之一,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班的一名进修生,他突然放弃了油画这一“高大上”的艺术形式,开始了一系列暴烈、受虐的行为艺术表演,平时靠去油画公司谋生。
　　叫自己“诅咒”的吴红巾,住张洹隔壁,是玩摇滚的。他既无工作,也无固定收入,靠卖盗版碟赚点生活费。他为村里的其他艺术家唱歌。如今,他成了左小祖咒。
　　厌倦大城市机械生活的女画家段英梅,放弃了大庆油田技术员的工作,来到北京。住到这里只因为这里的艺术家的理念和生活态度刺激了她的遐想。
　　在声望甚高的湖北美术学院受过专门训练的马六明,住进大山庄,自认背叛了学院派传统,利用自己漂亮的脸和瘦削的身体进行前卫的行为艺术表演。
　　在段英梅的热情邀请下,1993年8月,荣荣给诅咒拍摄了肖像,并萌生了系统记录村中艺术家的想法。荣荣和他的相机一起,融入到这些前卫艺术家的生活与创作中,见证着他们的艺术实验。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扎根大山庄,依旧荒乱的村子逐渐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和个性的艺术空间。艺术家之间交往与信任的加深,也让这些独立艺术家愈发具有一种群体归属感。
　　1994年春,大山庄村口的垃圾场旁,竖起了“北京东村”的标志牌,艺术家们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出于对行为艺术的共同爱好,东村艺术家们更多地进行集体活动,塑造着这个群体的新形象。行为艺术成为彼此交往的平台,摄影、绘画、装置、表演、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在这个平台上互动。
　　“其实,对于东村艺术家来说,当时有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爆发力。因为你画得再好,也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当时的转变是顺其自然的,用自己的身体去表达。集体创作的探讨,超越了他们自己的东西。”荣荣这样看待行为艺术在东村爆发的原因。
　　1994年6月初,张洹的《12平方米》《65公斤》以及马六明的《芬·马六明的午餐》等行为艺术作品相继在东村诞生。荣荣的镜头记录了这三个项目。
最后的晚餐
　　赤裸的身体、反光的粘液、密密麻麻的苍蝇、脏兮兮的公共厕所,第一次看到《12平方米》的照片,震撼、血腥、肮脏、恶心与不解瞬间充斥着记者的心。但它却是中国实验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各种实验艺术史著作或者以张洹为主题的画册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作品。　
　　这一作品是在东村最脏最臭的那个12平方米的公共厕所里完成的。全身赤裸的张洹在身上涂好鱼腥和蜂蜜,端坐在厕所通道上,他不仅要吸引苍蝇的侵袭,还要忍耐夏日中午不断发酵的厕所臭气。
　　“整个世界只有苍蝇飞来飞去的嗡嗡声和我的快门声,张洹一动不动,任凭苍蝇盯爬在他的身上,直到60分钟到了,才站起身来往外走,慢慢没进厕所后面的湖里。”戴上口罩的荣荣,相机镜头始终跟随着张洹,他这样描述行为艺术的现场。有村民走进厕所,一看这情形,马上又跑出去……在外面嚷嚷着:“太缺德了,怎么能光着身子在厕所里呢?用那么长时间,大夏天的,也不怕把他憋死?”
　　村民们并不知道,这个行为是张洹为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做的,因为艾未未告诉他,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全家被下放到新疆,每天清晨他都要和父亲艾青清扫好几个其臭无比的厕所。
　　照片洗出来后,张洹看了很是吃惊,说这照片的结果把整个行为给抽象化了,也更具有凝聚性。艾未未看后也觉得挺好,选了一张作品,用在杂志《黑皮书》里。
　　一周后,张洹实施了《12平方米》的续篇《65公斤》,延续受虐倾向。65公斤重的他赤身裸体,被铁链捆绑后吊在房间的天花板上。鲜血顺着抽血管从他的脖颈滴到电炉上一只加热的白瓷盆里,血滴在炉上慢慢变黑、变焦,散发着怪味。在那个挤满外国人、国内批评家、摄影记者的房间里,弥漫着死亡来临前的恐怖。
　　“当天晚上,艾未未请我们十几个人在东村的小饭馆一起吃饭,为张洹行为的成功而庆祝。但没想到,那竟然成了东村最后的晚餐。”荣荣说。
　　第二天中午,讲述与生命本质有关的行为项目《芬·马六明的午餐》开始了第二次表演。秀发披肩、赤身裸体的马六明,脸部和手都化女妆,颇为女性化的形象让人产生错觉。他轻轻拧开煤气,把锅放上,倒入土豆,回头从身后摘以树叶,写上什么放进锅里。二十分钟后,锅里冒着热气,他又轻轻摘下手表、耳环一并放进锅里。不久后,他打开锅盖,捞出土豆,用锄头将土豆埋在院子的树下,然后返回屋内,着衣而出,完成了表演。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次表演给东村带来了没顶之灾。表演结束后没多久,马六明家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押上了警车,不由分说地全部带走。荣荣因和张洹、诅咒、孔布先去了外面吃饭,躲过了一劫。大家四散“逃难”,不敢再回东村的家。
　　荣荣猜测,应该是前一天张洹的表演引来村民的不满,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把缴获的马六明的录像带拿去给某高校的专家看,专家说这个不是艺术,是作黄色表演。马六明就和流氓、小偷关在了一起。其实这是个误会,说明这些专家对西方艺术一无所知嘛。在西方,行动派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活跃,杜尚、达达派、维也纳行动派都非常有创造力。相较而言,我们当时还是比较闭塞的。”
　　就这样,东村不复存在。荣荣一直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在北京彷徨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了福建老家。一张他幼时和父母睡过、现已被遗弃的旧床,让他的心起了涟漪。荣荣把相机当观众,脱去衣服,再次成为一个“婴儿”,躺在空空的床上,复活天真无邪的孩提时代。他成了自己行为的记录者。
消亡与疏离
　　1994年9月,荣荣重返北京,搬进了六里屯。被释放的马六明以及张洹、苍鑫、徐三、孔布、朱冥、诅咒等人也都找到了新的住处,虽不能像在大山庄时那般亲近,但他们住得离大山庄都不远,不需要太多协调就又凑到了一起。
　　他们仍将自己视为东村的一分子,调侃说分开不过是开始了一场前卫艺术家反抗压制的“游击战争”,东村式的艺术创作还在继续。《踩脸》《原音》《九个洞》《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第三种接触》《铁箱》《鱼孩》《行为6号》《行为7号》《为鱼塘增高水位》等行为艺术作品相继问世。
　　荣荣透露,“后来,我们东村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有人做行为,有人做裸体,还在艺术圈里实施了扔蛋糕事件、泼墨行为,有小部分人觉得这令人费解,觉得东村人都是疯子。”
　　1997年,段英梅移民去了德国。第二年,张洹移民到了美国。徐三回了湖南,王世华、高扬、孔布、马宗仁回到内蒙古,马六明、朱冥、苍鑫、诅咒和荣荣留在了北京,他们的艺术创作各自独立进行。
　　2003年,大山庄也消失在了地图上,这个村子被规划成朝阳公园,东四环从村中穿过,把村子分割成了两半。消亡中的东村被荣荣的相机记录下来,凝结为回忆。
　　“后来,大家的关系开始有一些疏离了,而且很多行为艺术家开始防备摄影师。因为当我拍摄这些行为艺术家的行为,成为我的作品后,对他们是一个打击,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我的行为会变成了荣荣的摄影作品?”荣荣说,其实这些行为艺术家这个行为最后的传播是通过照片,让很多人知道,北京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艺术家。比如1999年,我的照片在东京展览,日本就了解了北京东村的这些行为艺术家,邀请他们去参加艺术节。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记者问。
　　“偶尔有。但是不像20年前,亲密无间的。”
时而黑暗时而光明
　　如今,东村艺术家曾经追梦的那个小村子已经被商业地产包围,曾经租住在农舍里的荣荣也与日本摄影家妻子映里创办了三影堂,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摄影空间。
　　荣荣告诉记者,每当他路过老东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黑色的年代。”
　　“黑色指的是?”记者问
　　“现在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让人感到很压抑,确实那个年代、那里头有很多困境,也有很多快乐,但是我们要承受很多,可以说像过街老鼠一样的。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有病吧?你拍这些东西干吗?你们是不是在吸毒?哪能吸毒,房租都交不起。和这些人相处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期,也是艺术历程里非常重要的转折期,我们非常怀念那个年代。”
　　“这样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黑暗的,你在其中看到了光明吗?”
　　荣荣沉思,“时而黑暗时而光明吧。有时好几天见不到人,没有人交流,突然有人想跟你交流了,想看你的作品了,又打开了一个世界。”
　　“在看似颓废的作品里,你想传达的究竟是什么?”
　　“要传达的是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态度,他们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对于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记者追问。
　　“对他们来说,可以了解那个时候东村艺术家们是怎么熬下来的,他们有怎样的忍耐力,他们怎么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他们为什么没有放弃。其实有些人也放弃了,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今天成功了。很多人看到了他们今天的光环,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他们的探索和坚持。”
　　“三影堂面积这么大,租金不便宜吧?”
　　“是的,不便宜。”　
　　“我不是想做商业,而是做一个艺术的空间。三影堂的展览不仅免费提供给摄影家,甚至有些还要给他们参展费,我们举办了六届三影堂摄影奖,最高奖的奖金8万元,我们也不收门票,大家可以免费来参观,几乎没有盈利。”
　　荣荣说,如今在我国最好的美术馆里,给摄影的空间还很少,三影堂就是为摄影量身定做了一个空间,不仅仅是展现我、展现年轻人,也把一些国外的艺术家带进来,让大家了解这些影像诞生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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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东村艺术家”:曾经的前卫艺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