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做客大众网谈“家世”：80后父母要跟孩子一起学“阅读”

　　大众网济南2月28日讯（记者 姜洋）今天，诗人思想家、学者、自由作家余世存做客大众网“人文名家”访谈栏目，与网友一同分享《家世》的创作经历，讲述了他自己从“愤青”变“文人”的心路历程。余世存认为，每个家庭的家风要“因材施教”，希望将来教自己的孩子做有条理的人。他说，80后父母和00后孩子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两代人的关系，80后父母要跟孩子一起学“阅读”。

　　穷富家庭都有“一穷二白”，家族要传承也要转型

　　大众网：余老师，您基于什么原因写家世这个题材？您觉得普通老百姓和您书中的这些家族中的人物有一样的传承吗？

　　余世存：说到写《家世》这本书，我在书的序里面已经提到了，写这个书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是断断续续的在写。在写的过程中，写了那么多的名门望族，也一直在想跟我们普通人的家族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这本书里面，后来也放了几家人，包括我自己的一家人，还有我的朋友杨志鹏、蔡文宾，三家普通人家。跟这些大家族比，普通人家在传承方面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首先我要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普通人家，是从“一穷二白”的地方起步，慢慢的才能够成长起来。不像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书香人家，或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商业市场舞台上能够呼风唤雨的那些家族，他们的孩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高富帅”，所以他们的起点天然就很高；我们普通人家，用一个时髦的话语，都是一些“屌丝”。

　　但是我觉得有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现代转型也有非物质意义上的，比如精神、心理层面。把国家的转型跟家族的传承联系起来，可以看得出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穷人家孩子的传承，它都有一穷二白的东西。穷人家的孩子可能穷困在物质基础意义上的，但是富人家的孩子，也是面临着他自己的一个突破问题，都面临一个现代转化。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传承是一样的。

　　接触其后人能更客观的看待名人，比书面材料更有意思

　　大众网：您的《家世》中提到了14个家族，您刚才也说了，有一些名人家族的往事，也有像蔡文斌老师、杨志鹏老师这种普通人的事情，包括您自己家庭的一些事迹。您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来选择不同的家庭？您与这些家庭接触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故事？

　　余世存：我选择家庭的参照或者原则很简单，因为我自己这么多年对中国的现代史一直比较有兴趣，所以对很多名门望族是比较熟悉，我肯定是选择我比较熟悉的来写。而普通人家，都是和我周围的朋友有关的这种家族。

　　说起跟名门望族的故事来讲，那真是很多很多。比如在书里面写过，我在云南大理住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孙中山先生的后人王祖耀。很多人关心的问我孙先生的后人变成什么样子？我说非常好，非常阳光，没有那种复杂，所以让我们反而很羡慕他这种状态。王祖耀其实对孙中山先生在近代史上的这些业绩了如指掌，所以通过他那儿，也能够看到家人眼中孙中山先生，与我去研究和了解的孙中山，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很多人在批评孙中山的生活作风问题，甚至批评孙中山专制独裁的性格问题，但是我跟他的后人的接触当中，觉得我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孙先生身上的这种缺点，更能认识到他在近代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的那种可贵性。

　　今年春节我是在大理过的，很凑巧遇到我《家世》里面写的梁家——梁漱溟先生家的后人，就是他的二儿子梁培恕先生。我们跟梁培恕先生交流的过程中，大家都能感觉到86岁的梁老先生的那种风骨、品性，比从书面材料上看会更有意思。梁培恕先生非常有涵养，非常有教养，有书卷气，而且他称自己的父亲梁漱溟先生为“先父”，可以看出他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家族的那种自豪感和由衷的尊敬。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也让我想到我写《家世》，在目前这个社会，确实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每个家庭都要“因材施教”，希望教自己的孩子做有条理的人

　　大众网：读了《家世》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了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您自己家里面有什么样的家风？

　　余世存：在我家的这篇里，很如实的写到我们家家风的好的一面，比方说很平实、不做出格的事，也写了我们家的不好的一面，比如说很懒散，或者说比较随性。因为后者使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对自己、对家里人都有点痛心的感觉，就是觉得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错失了、失掉了机会。我身边遇到过很好的朋友，他们日常生活，包括起居、工作和生活，总是能看到他们很在意自己的平台。他的办公桌收拾的干干净净、一丝不苟，而且做事都非常有条理，跟他细聊之后，你就发现是与他小时候受到的教养有关系。

　　虽然我们很多人把自己的懒散和随性看作是大学培养的，或集体宿舍培养出来的这种毛病，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跟小时候在家里面受过的训练有关系。我们普通人家的父母，无形中影响着孩子的他的生存状态，或者生命状态。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对我到现在为止一个最大的遗憾，或者一个不满的地方。所以我经常会想，假如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会希望他做一个有条理的人。

　　有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写这本书，希望读者能够对自己有什么要求？要传承什么东西？我说这个东西真是用孔夫子的话，是要因材施教，不同的人家要传承不同的家风和家教。比如我说我自己是希望能够把条理化作为我们家的很重要的一种家风。但是有的人家希望有专业化的东西。比如说我写的林家，我就对他这一家非常佩服，因为在清朝末年他们家族就意识到中国人要想在现代世界立足，每个孩子都必须有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还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技之长，而是说是一种专业精神，我觉得这是他们林家人的家风，我也希望国人能够去意识到这个家风的重要性，意识到它对家庭成员的人生的意义。只有具备专业精神，才能够让自己的家庭成员在社会上立足，而且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个社会。

　　还有一类，我觉得应该重视因果，这也是我在蒋家这篇文字里面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这其实是传统中国人信奉的一个安身立命或立身处世的信条。其实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也是东西方文化共同遵循的一个立身处世的原则。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多人把因果关系，把因果律和因果报应全部忘掉了，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自在，是无法无天的，所以对这个世界没有敬畏感，对自己的生命也没有敬畏感。我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他应该有重新建立起对因果的认知。所以我希望这种因果，也应该是我们很多家庭重视的一门家风、家教、家规。

　　70后、80后在社会转型中成长，要跟孩子一起学“阅读”

　　大众网：您以前也是曾经多次谈到了50后的父母跟80后孩子之间的问题。咱们现在像70后、80后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在教育00后孩子的时候，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为人父母到底应该言传身教些什么？

　　余世存：说实话，从中国的社会学和代际关系的角度来讲，70后和80后这两代人不是一个很幸运的年龄。他们是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夹缝之中生存，所以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如何找到自己。多年前，因一次约稿，我对这两代人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他们这两代人到目前为止，就是还没有找到自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没有确立起自己的代际意识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孩子。如何教育孩子？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两代人如何相处？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和未完成时态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讨论只能是给未完成时提供一些参考，提供一些参照。

　　对我来讲，与这两代人的家庭教育、互动有莫大关系的就是阅读。因为00后这一代人的阅读，跟他们的父母70后、80后的阅读是有很大的不同。70后、80后的阅读，毕竟还是在纸媒时代形成阅读习惯。但是00后已经是对纸书和纸媒没有那么多的意识了。说白了，图书，或者说纸书这个东西，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霸权地位已经消失掉了。所以对00后的阅读，我觉得是一个很空前的、一个崭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00后他们的父母，70后和80后这一代人，真正要学会跟00后这代人一起去学会新的阅读方式，而且一起成长。这也是我在写《家世》过程中的一个收获。

　　我希望00后跟80后，这两代人的相处，能够给我们开拓一个新的经验，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真正能够一起成长。并不是说80后生了孩子，80后自己就已经天然的会当父母了，做父母只是一个身份，如何做好父母，是需要去学习的。这个学习的重要考官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承不承认你是一个好父母，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们以前几乎不注意这方面，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孩子也不愿意把自己跟对父母的那种怨言、那种仇恨说出来，但我觉得在现代这个社会，应该坦然地跟自己的上一代人和自己的下一代人去做交流。说到底，80后和00后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两代人的关系，既面临技术文明带来的阅读、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的转变，也有一个新的转型。我觉得中国的家庭在这一代人手里，基本能跨过现代性的门槛，真正的做到家庭的平等。

　　“愤青”变“文人”，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使命

　　大众网：余老师，从《非常道》到《家世》，您提到自己从一个愤青变成了非常具有文人学者形象的余老师。您对你自己这段成长经历怎么评价？您是怎么样评价现在的自己？

　　余世存：我在写《老子传》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跟年轻时候的那种愤怒青年比，我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我基本上是接受了自己以前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我80年代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们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对琴棋书画，比如说古典诗词、书法，根本看不上，我们觉得那是腐朽的、封建的东西。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转折，我又能接受这些东西了。包括我现在中年学艺，也写起书法来了，而且我现在写字的过程中，就想到我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那么仇恨书法，而现在说又有点入迷，这也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冲击。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共通的，比如说对正义、对美、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直是我贯彻始终的。就像写《非常道》的时候，我曾经说了一句很狂的话，说这本书是为了捍卫一种历史正义。这其实是一种愤青式的语言。但我前两年又出版了《非常道Ⅱ》，里面也是面临一种言说方式的转变，转变的更温和、更宽厚，而且接受面更广了。用我的话，就是《非常道1》算是我的鲁迅版，《非常道Ⅱ》算是我的胡适版。

　　在回溯或者回顾我自身的历史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我的80年代在一个自认为的现代性跟传统之间发生了断裂，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断裂，依然是从传统到现在贯穿的。我自己从当年的愤青变成现在的很多人说还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不是一个断裂式的变化，是一种超越。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人生似的，也是在不断超越一样。一个人在自己的年龄段，都有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任务。我年轻的时候，对家国天下的那种悲愤、那种愤懑、那种抑郁、那种愤怒，是我当仁不让的权利，也是我的一个责任。现在人到中年，能够更从容的看待文明和历史的发展，也是我的一个责任，也是我应尽的人生义务。所以我相信自己的这个变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转变让我人生的道路越来越宽广。所以我对我的目前的转变，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