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老吴讨薪记 拿到工资眼泪掉下来

　　□核心提示
　　老吴不老,过了年才38岁,外出打工的经历也不过只有4年。因为做事踏实,为人实在,一起干活的工友都叫他老吴。去年2月,在朋友的介绍下,老吴带着同村的20多个兄弟从河南商丘来到济南长清,在一处建筑项目做外墙涂料。“老板给钱很痛快”,老吴和工友们活也干得卖力。10月份干完活交工,20多万元的工钱却没有按期发下来。“拖了一天又一天,真是害怕了”。为了早点儿拿到工钱,老吴和工友们求助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开始了讨薪历程。

　　□　本报记者　申红　韩伟杰

拿不到工资没脸回家
　　“去年2月,在家过完年,寻思着出来打工。刚好有个在天津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说济南有个建筑项目需要做外墙涂料,我就带着同村20多个兄弟一起到了长清。”老吴外出打工的经历不长,2010年前他一直在家里做生意。“生意也不好做,家里的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虽说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赚得也多点儿。”
　　长清的建筑项目有11栋楼,建筑方转包给了“老板”,“老板”又转包出去,最终由5个队伍来做外墙涂料,老吴带着的队伍便是其中之一。“朋友是在天津打工时认识的,人也很实在。他包了活,我们来做,就要把活做好,做到最好的质量,才能拿钱。”
　　一个工240元,是老吴谈好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并没有在他这里落实到纸上。“包工头和老板签合同,我们就不再签合同了。而且我们大多初中没毕业,合同上的不大懂,只知道干多少活,拿多少钱。”起初的几个月,“老板”发工钱“很痛快”,10万、3万、2万,老吴带领的队伍陆续领到17万元,老吴也不负期望,做完了5栋楼的外墙涂料。10月份干完活交工结算工资,老吴算了算一共是20多万元,是5个建筑队中最多的,每个人平均8000多元。“清算工资,老板一算钱赔了,说晚些时候给我们。”干完活,没拿够工资,老吴也不能离开,每天到工地上去问,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明天,再过一天”。
　　“一天天往后推,这些人都耽误在这里,吃饭,住宿都要花钱。”一个月,两个月,老吴有些害怕了,担心干了大半年的活成了泡影。天天带着工友去讨薪,除去折腾不算,人在异乡,老吴也不敢再往“老板”那里跑了。“担心受怕还难受,如果这个工钱我拿不回来,我也没法回家了。”老吴觉得,20多号人都是他带着出来的,拿不到工资,他是“没脸见乡亲了”。
拿到工资眼泪掉下来
　　和老吴一起出来务工的同乡,有的去了潍坊。在那里,和建筑方直接签合同,每人办张银行卡,工程上的领班按时把工资打到每个人的银行卡上。老吴也想找这样的活,但无奈“够不着老板”,“不认识建筑方,就只能找熟人。”在外打工4年,老吴和工友也没少吃亏,干完活拿不到工资的事也没少遇见过。“熟人介绍了活,咱实打实地干,但有时候也是怕,就跟赌博一样,但没有办法。”
　　老吴也想过到正规的劳务市场找活,工资稳当。但相比熟人介绍,劳务公司提供的工资都会低些。“一般50多岁的才去劳务公司找活,年纪大了,不能爬高架子。像我们都还是二三十岁,年纪轻都想着能多赚点儿。”在长清干了8个月,工钱就是拖着发不下来,老吴很是发愁。
　　“有朋友跟我说,济南有个农民工服务中心,让我过去问问,可以帮忙追讨工资。我想着过去试试看,带着工友们就去了。”去年12月30日,老吴去济南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反映了情况,市建委清欠办设立的劳动维权窗口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建筑方取得联系,协调及时为老吴和工友发放工资。“老板让我们过去拿钱,当时也有些担心,就商量着第二天在农民工服务中心拿钱。”
　　2013年12月31日,老吴在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领到了剩余的20多万元工资。“当时特别激动,手里拿到钱,眼泪就哗哗地掉下来。确实感谢济南的部门,帮我们把工资要回来了。”如今,老吴已经回到老家,准备年后再出去干活。“年后想着去福建,工资可能低点儿,比较稳定,不用担心拿不到工资。”
90%讨薪难与包工头有关
　　1月8日,济南市召开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会议。会上,济南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签订防范处置企业拖欠工资目标责任书,并通过企业工资支付保证金、政府欠薪应急周转金、农民工工资支付银行卡共同构成“一书两金一卡”制度,从源头上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积极推行农民工工资按月发放制度,落实农民工工资发放实名制,建立农民工工资个人账户,严禁将农民工工资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政策虽严禁将农民工工资发放给“包工头”,在现实生活中,因依赖“包工头”产生的农民工讨薪事件仍屡见不鲜。济南市农民工服务中心挂牌运行以来,来中心办事的农民工70%以上反映的都是工资清欠问题,其中涉及建筑项目的有247余起。在这些工资清欠问题中,又有90%与“包工头”有关,“包工头找不到了,拿着工资跑了,这样的事都不少。”
　　而高度依赖“熟人”找活,缺少劳动合同也造成农民工在遭遇工资拖欠等问题时维权较难。“没有合同,没有欠条,在诉讼环节,就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北京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传德建议,农民工在遭遇维权问题时,应首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将证据固定。对于“包工头”等用工环节中的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监察部门也应该加大惩处力度,从用工企业层面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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