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爱民的清官良吏——空山先生牛运震

　　从司马迁的《史记》起，历代正史大都有《循吏传》，专门记载政绩卓著的清官良吏。《清史稿》的《循吏传》四卷，共为58人立传。这在有清近三百年中数以十万计的地方官吏中，所占比例实属沧海一粟。其中就有滋阳人牛运震获此殊荣。

　　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号真谷，人称空山先生，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仕宦的家庭。他的远祖牛黉原籍济宁，后因娶了鲁府定陶县主为妻，成了仪宾（俗称郡马），于是鲁王为他在兖州的钟楼街建了仪宾府第，此后数代都仕宦为官。入清以后，牛运震的祖父牛洪范是个贡生，考职州同；父亲牛梦瑞是个拔贡，任日照教谕；叔父牛梦英，曾任河南息县令。牛运震出生于这样一个有良好教育传统的家庭里，又天资聪明，读书刻苦勤奋，少年即有大志。他十岁时候作过一首《东方有一士》的诗，其中说：“恭闻大圣人，咫尺三十里，幽灵在城北，松柏苍如鬼。我欲起九原，徐商天下事。”当时的曲阜名士颜童如读后大惊，说“乃欲与圣人说话，真不愧东方一士”（这诗后来收入诗集时，把最后两句改掉了），从这件小事不难看出牛运震少年时即何等卓荦不群。

　　牛运震自幼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但不喜八股制艺，14岁以后，为了应试才跟塾师王焕学作时文。30岁时，省里推荐他参加朝廷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这是专为搜罗社会上的高级人才的考试，中选即可授翰林。牛运震在省里初试时，天文、地理、水道、兵法等十一科都取第一，但到北京保和殿考试时，却因“赋长逾格，策多古字”而落选。事实是，这次考试全国所录取的十五个人，并非都有才华，而是试卷入规中矩，按部就班，投合了皇帝的喜好，表现得恭顺谦卑。真正思想活跃、学力深厚的人，倒不一定能被皇帝欣赏。例如像后来成为大名家的袁枚、沈德潜、胡天游等都曾参加过考试而未被录取，就是这个原因。

　　鸿博之试虽然失败，但他毕竟是两榜高中的进士，朝廷仍要授与官职。乾隆三年（1783），他奉命晋京谒选，掣签分得甘肃秦安县知县。

　　秦安在当时是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地方。“地旷而瘠，民憨而贫”，少数民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交通闭塞，气候恶劣，这一切对生长于膏腴之地簪缨之族的牛运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然而牛运震怀着“为朝廷执法，为百姓造福，为父母立清名”的抱负，义无反顾，以苦为乐；在秦安任职七年，中间还曾兼任徽县、两当县的知县；后又调任平番县的知县。在甘肃前后共十年，政绩累累，十分感人。限于篇幅，下边仅举其荦荦大者。

　　整顿吏治，平反冤狱。他每到一地，首先是整顿保甲，清田均赋，革除弊政。他发现秦安百姓除了要交纳田赋外，还要负担很多的杂费，杂费的数额往往要超过“正供”。如年底的“裱糊衙门修理伞扇费”、“帮贴轿夫工食费”、“起解钱粮驮运脚价”、“雇赁民仓房价”等等，不下十几项。在平番县，还有所谓“渠鸡渠杖捐”，连衙门里吃的鸡和公堂上打人用的刑杖也折成银钱分摊到了百姓身上。在徽县，有所谓“里书之纸费”、“柜胥之钞税”、“图差之脚粮”，合称为“三蠹”，共数量达到了正赋的四分之三。这些不但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还给衙门里的奸胥猾吏提供了欺压百姓的机会。牛运震每到一处，首先留心稽查此类事情，随查随革，又亲撰告示，刻碑立于县衙门前，以示永禁。

　　那时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是知县的重要职责。他到秦安仅三个月，就把多年积案清理完毕，并平反了几件大冤案。最著名的是马德才一案。回民马德才共兄弟五人，德才因细故与秦安巡检郭某发生纠纷，郭某便诬他为盗。秦安前知县与郭有私交，未经调查便判了马德才的刑。德才不服，愤而自杀。马德才之兄马都欲上控臬司，却被县令用计诱回。将其杀害。接着又把马云等三兄弟收押在监，安上罪名，屈打成招，只待判刑。牛运震查看案卷，发现此案疑点很多，决定推倒重审。这时有幕僚劝他，此案是前任所定，而前任现已升要职，弄不好会有大的麻烦。牛运震说，“吾既得其情而复行诬陷，何以对神明，何以对冤魂？宁拼此官，不可委屈”，以铁的证据为马德才申了冤。后来，又还昭雪了其他一些错案。

　　教耕织，修水利，通工商，发展经济。当时西北一带的农业还很原始，百姓种地不懂得用耧播种。用手撒种，出的苗杂乱无章，无法耘锄，产量很低。牛运震从家乡请匠人做了十把耧，亲自到田间示范操作，此后便渐渐推广开来。平番县长年干旱，而境内的咸水河水量充足，牛运震便发动百姓开沟渠十余里，使大片土地成了水浇田，产量大增。又捐资沿河种树数千株，几年后，不毛之地成了塞上江南。牛运震十分重视林木涵养水源，“荫泉护雪”、“培地脉而资农功”的作用，认为保护山林是“体国经野之至道，仁民爱物之良法”，可见他已有相当明确的生态意识。所以每到一处，他都号召百姓植树种草，禁止滥砍滥伐。他见平番县樊家庄的土质气候和关中无异，却从来没有种过棉花；当地人到外地花高价买布，穷人则冬披兽皮，夏天干脆赤身裸体。于是他派人买了棉种，请了技术人员，使当地棉花种植逐渐得到了推广。牛运震是一个相当具有经济头脑的人。在徽县，他深以当地物产丰富而居民却“多力少智，信农畏贾，处膏脂而不润”为憾。他看到“晋楚巨商，操千金之赀，据垄断之地”，于是大力在当地百姓中提倡“通工商”。能具有这种商品经济意识，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他看到平番县的少数民族一向有用羊毛织“褐”的习惯，但产品仅限于自用；而樊家庄在种棉成功后，却不会织布。于是牛运震帮他们学会纺纱织布的技术，又鼓励汉族和回族之间以布易褐，开展贸易，使双方各得其利。

　　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当地文化十分落实，读书的人很少，二十几年中没有一人中举。他到任不久便捐俸买下了与衙署相邻的一处宅院，办了个陇川书院。公余亲往授课，往往和生徒们讨论学问到深夜。后来又捐俸买学田十五亩，以备自己离任以后，书院的经费有所保证。他和学生之间有十分深厚的感情。现《空山堂文集》中还保存有他致学生的书信数封，其淳淳教海，拳拳深情，至今读来令人感动。在他的倡导下，当地渐渐地形成了读书向学的风气，几年中出了不少人才，有的还中了举人进士。秦安从一个文化荒漠而逐渐文风大盛，被人称为“陇西邹鲁”。

　　牛运震行政的一大特点是十分注重培植根本，夯实基础，抓所谓“深远长久之计”，而不是斤斤计较于短期效益。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方将课农桑，通工商，藏富于不处之府，兴教于不刑之原……夫事，不可以速成；利，不可以骤兴。”又说：“夫治国以大体，不以小惠；仁民以远利，不以近功。平其争，不苛其罚；责其赋，不贪其得。”他十分向往汉章帝说的“安静之吏，悃□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的境界，说“窃慕此耳”！他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有借鉴价值的。

　　鞠躬尽瘁，爱民如子。他说过，“既拿定四两铜”（指官印），就要“为上司担忧分难，为百姓偎干就湿”，又说，“念秦安人衣食我，供奉我，吾处其宅，出其途，役其力，耗其财，平心自问，实不能为秦安兴一利益，除一患害，犹腼然使秦安百姓早晚父母我，兴思及此，何胜怵惕！”他上任之初，就订有“俭、简、检”三字箴言。俭，是不贪婪，以俭养廉；简，是不讲排场，不拘官规，但求一切便民；检，是“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期限，胥役有奸弊”，要经常监督检查。这些话归结为四个字，就是“实心爱民”。从牛运震宦甘十年的历程来看，他是真正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一精神的。

　　秦安县城北有一个玉钟峡。有一年由于连降暴雨，山体滑坡，堵塞了洪水的通道，造成洪水四溢，数百户民房漂没，情况十分危急。牛运震得到消息时已是傍晚时分，他顾不得吃完晚饭，急忙率属下赶赴现场。看到哭号挣扎的百姓，不禁潸然泪下，说：“我既然是你们的父母官，就一定要使你们平安无事！”他亲荷畚锸，冒着大雨连夜组织人抢险；考虑到百姓无法做饭，又派人连夜去衙门弄来吃的。牛运震他们目不交睫地干了四天四夜，终于挖通了水道，而他已累得几乎昏倒了。接着，他又给各户百姓粮食银钱，帮他们度过难关。为了感谢他，百姓请人绘了《河决图》，刻在石碑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他调平番以后，适逢五道岘地方发生大灾荒，居民流离，无以为生。他又捐粟二百石赈灾，民赖以安。前去领赈的有百里以外的灾民。他跑遍了当地各村，救人无数。灾荒以后，五道岘百姓为感他的恩德，每人捐一文钱，做了一件“万民衣”，连同余钱献给了他。他难以推辞，便受衣而退还钱。不料这事竟成了后来小人中伤他的口实。

　　牛运震的才智卓然超群，有很强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乾隆十二年（1747），固原县发生了兵士叛乱的事件。乱兵们攻下了提督衙门，抢劫居民商贾，情势危急。陕甘总督十分恐慌，急调大军镇压。这时有人讲起了平番县令牛运震有着过人的才干，总督便急忙召他到行辕商议对策。牛运震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不可慌乱，要向乱兵示以镇静，大兵只宜遥驻城外，以为声援，万勿造成大军压境血洗固原的态势，而要缩小打击面，以抚为主。他主张把已捕的四名判兵放回去，让他们游说其他叛兵。又自告奋勇，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城内去，“掉三寸舌为之陈大义”，结果，“变兵泥首听命。”他还又设计抓住了制造叛乱的主谋，亲自提审。最后只杀了三个人，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从这事不难看出牛运震的胆识。

　　兵变事件平息后，陕甘总督对牛运震的才干十分欣赏，决定保举提拔，不料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牛运震在甘肃十年，一直埋头政务，不事逢迎，必然得罪了不少权贵；他们便到处制造流言蜚语，恶言中伤，以他曾受万民衣一事，弹劾他贪污受贿，牛运震竟因此被罢了官。当地百姓闻讯后，奔走相告，数百人痛哭失声，决定集体去省城为他辨诬。牛运震闻讯赶忙制止，说“如果这样，是更加重了我的罪名了”，百姓只好作罢。

　　牛运震十年知县，两袖清风，罢官后竟没有回原籍的路费。只好向同事借贷，又到兰州的皋兰书院讲学一年，才得以回到兖州。

　　说起牛运震的廉洁，不能不提到他父亲的一件事。他的父亲牛梦瑞曾到他秦安衙署住过一段日子。牛梦瑞懂医道，看见当地穷人看不起病，便常常施放药饵，救人很多。有一天夜已深了，有人敲门，说是求药的。牛梦瑞打开门，进来的是本县一个秀才蔡生。蔡生从袖中拿出一包银子，说他一个姓何的亲戚正打官司，希望牛老爷在审判时给予照应。牛梦瑞见状大怒，说我的儿子是你们的父母官，那么我也可以说是你们的祖父辈了！事情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是非不可变更，正如泾渭不可混合，你竟认为有了钱就可以卖掉良心和正义吗？亏你还是个读书人，简直太荒唐了！赶快把你的银子拿走！说得蔡生十分惭愧。牛梦瑞在运震上任前就谆谆交代过他，要他到任后要“兴利剔弊，有裨民瘼者勿吝，勿惮艰危”。又说：“吾家承先荫，衣食粗自赡，月俸外不得妄取一钱。苟以官物谋生产业，非直无益，是增吾忧也！”牛运震成为一代著名循吏，与其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不但“月俸外不妄取一钱”，事实是他的月俸也常常捐出来办学、赈灾，这在前边已有介绍。否则，怎么至于为官十年，囊空如洗呢！

　　到了民国年间，有一位甘肃的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过牛运震的被罢官：

　　此次固原兵变，运震以文弱书生，凭三寸舌，入虎狼之窟，俾战祸消灭于无形。有如此才而竟为忌者所陷，甘肃可谓别有天地矣！夫运震官甘十年而不有囊一钱，及其罢官而去也，乃从同考官丐贷数百金始得以归，今之县长，视事甫数月，而腰缠已满十万贯，闻此能无惭哉？……平番县五道岘苦饥，运震捐粟二百石，民感其惠，户出一钱，制衣一袭，书万民姓名于其上。非其盛德，孰从而送之？而忌之者即以此罗织，上官不察，仓皇入奏，亦已过矣！

　　牛运震回到兖州后，便彻底结束了仕宦生涯，转而从事教育和著述。他先后应邀到山西的太原、蒲州及兖州的少陵书院等处讲学。他在兰州讲学时，慕名前往受业者“东至崆峒，西至流沙，八府三州人士咸在焉”，“甘、凉、陕省俱来从之”。他的学生中有两名后来中了进士，五名中了举人，十余人选为拔贡。牛运震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金石学、文学诸领域，反映出他广博的学识和高深的造诣。有一些著作，在他生前曾经刻印。如他在《示门人王健》一文中说：“吾近作古文颇有进，时文又有一二十首，目今有人为我刊刻……”《寄袁次溪》一文中则说：“仆所刻往往辄海……岁内承足下札示，云欲刻二颜兄弟诗，足下气谊真足千古；刻空山古文，又刻二颜诗，皆近今所不能为者……”但到底曾刻了哪些，现在已难确知。现在能见到的《空山堂文集》有九种共一百零一卷，是他去世后，由他的次子牛钧主持刻印的，而且搜集也并不全。例如光绪版《滋阳县志》艺文志中收有他的长达三千言的《春日兖州览古赋》，文集中就失收。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牛运震心爱的长子牛衡在新婚不久因病死去。这无疑是对他的一个致命打击。他在《祭衡儿文》中悲怆地写道：“自此以往，吾门哀悼谁撑持，吾文业谁托付，吾思解论议谁与领略，吾书籍碑帖谁与管守……吾诗文俱在，家庭无能读人；汝诗文具在，检视益增摧痛。吾年五十有一，自此而往，不知更得何年寿；悠悠苍天，其为悲哀痛掉则无穷期……”果然，16个月后，一代文星便在故乡殒落了，年仅53岁。

　　牛运震去世的消息传到甘肃，不期而聚者近千人。他们向东大哭，又推选数人为代表，不远千里到兖州祭奠。此时距他离开那里已十年之久，百姓对他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而时至二百多年后，至今秦安县城内仍树有“牛真谷先生讲学处”的石碑；《秦安县志》、《凉州府志》、《甘宁青史略》等史志书中，都有对这位实心爱民的地方官的充满景仰感情的记载。他的著作，在清代被《四库全书》收录。近年来，国家出版部门又纳入整理规划，《读史纠谬》已由齐鲁书社出版。

　　从某种意义上讲，牛运震可以说是东部地区知识分子参与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开发的先驱者之一。他崇高的人格力量，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选自樊英民著《兖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