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门三英:沉默的“中国志愿者”

　　南京大屠杀时期,曾作为难民收容所使用的南京市金陵中学文汇书院钟楼。图为钟楼今貌。

　　德国人约翰·拉贝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的故居。南京大屠杀时,这里被称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最多时这里曾收留难民600多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古城的灾难》组合雕塑。

　　南京大屠杀期间,救治了众多百姓的南京市鼓楼医院。图为鼓楼医院历史纪念馆。

　　11月1日,徐淑珍老人(右二)与儿子薛平南(右一)、三女儿薛英华(左一)、外甥陈声德(左二)合影。(上图)　1938年5月4日,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合影,前排左三是徐淑珍,左四是徐淑德,左七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下图)

　　济南94岁老人徐淑珍沉默了76个年头。当年,她与姐姐徐淑德、姐夫陈文书,作为“中国志愿者”,参与了拉贝领导的国际救助,那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深深烙进她的心灵……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王新蕾
　　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因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20多万中国人民,成为感动中国的传世英雄,而在难民区开辟的25个收容所中自愿无偿服务的千余名中国工作人员,却鲜被提及。
　　现居济南的94岁老人徐淑珍与已故的姐姐徐淑德、姐夫陈文书,就是当年奋战在难民区里的“中国志愿者”。徐淑珍老人也是目前已知唯一在世的难民区“救助者”。
　　1938年2月,南京城依然笼罩在侵华日军恐怖统治的阴云中,血迹殷殷,哀鸣戚戚。
　　2月21日下午,被迫离开南京的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送别会答辞中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你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光阴流转,沉默了76个年头的徐淑珍老人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只能靠铁板凳的支撑艰难挪步。得知这一消息,本报记者争分夺秒的“抢救式采访”迅速展开。
“忽明忽暗”的救助记忆
　　11月1日早上,霾云阴沉,细雨迷蒙。济南市民族大街铁路宿舍一栋低矮小楼里,断断续续传出刺耳的铁板拖拉声,记者迅速“定位”徐淑珍老人的家。
　　“快进屋,快进屋,五十年的老房子了,很简陋,别嫌弃。”热情迎向记者的大高个儿,是徐淑珍的儿子薛平南,“这是我表哥陈声德,昨天特意坐火车从南京赶过来,凌晨一点多才下车。”薛平南用地道的济南话向记者介绍起被他挡在身后的小个子。
　　“两年前,我意外得知小姨妈仍然健在,立即来济南看她。那时候,她还能拄着双拐走路,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身材干瘦的陈声德,提到徐淑珍老人的现状,含蓄的笑容立即被皱起的双眉锁住。
　　“妈,记者来采访你了。”薛平南放慢语速,扯着大嗓门。
　　“记者?”灯光昏暗的客厅床边,徐淑珍老人把住绑着棉垫的铁板凳,颤颤巍巍地坐到床沿上,她吁了口气,黯淡的目光迟缓地落在记者身上,若有若无地点点头。
　　记者微笑着打量徐淑珍老人,头发花白的她,背部折角已接近90度,却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优雅的气息。
　　“奶奶还能记得南京大屠杀时候的事吗?”记者小声问薛平南。
　　“两年前表哥过来的时候,她还能记得拉贝、马吉(John　Magee)、豆菜桥,说跟着二姐在金中难民所包扎伤员,说日本人强奸妇女,杀了很多人。这两年脑子糊涂了。”薛平南摇了摇头。
　　记者并不甘心,坐到徐淑珍老人的身边。“奶奶,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记者特意用了老人惯用的“日本人”。
　　“嗯嗯,到金陵中学去了。”老人所说的金陵中学,是当时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的简称,口音里浓重的南京家乡味儿,让记者听起来有些费劲,甚至不得不借助于“翻译”。
　　“金陵中学是什么地方?”
　　“救助难民。”老人磕巴都不打了。
　　“你那会儿在金陵中学干什么啊?”
　　“为人民服务。哈哈哈。”很满意自己想出的答案,老人凹着嘴笑起来。
　　“在那里都干什么事情?”
　　“干什么事情啊?那记不得了,就晓得在难民区里头洗洗弄弄。”
　　“那时候你害怕日本人吗?”记者问。
　　“害怕他们伤害我。”
　　“一起干护士的有让日本人杀害的吗?”
　　“日本人在外面行凶。”
　　“在难民区吃什么?”
　　“想不起来吃的什么。”老人说。
　　“住在院子里,还是住在房间里头?”
　　“住在楼上。”
　　“大伙一块住,还是你们家自己住啊?”
　　“大伙住。”
　　见母亲的思维越来越清晰,薛平南问母亲,是否还记得二姨妈?
　　“记不得了。”老人的回答令人意外。
　　“我二姨妈,就是你二姐,她叫什么名字?”
　　“叫徐淑德吧。”
　　“陈文书还记得吧?”薛平南继续追问。
　　“陈文书?陈文书是哪一个?”
　　“是你二姐夫啊。”
　　“哦,陈文书是我二姐夫。有时候想不起来了。”
　　“妈,以前在南京的事情还能记得什么?”薛平南催促。
　　“在南京的事情?日本人可杀了不少人,就听到枪炮响。”
　　老人大脑中的记忆存贮“忽明忽暗”。
　　“奶奶,你认识拉贝吗?难民所的外国人。”记者继续追问。
　　“不记得了。”
　　“马吉呢?”
　　“不记得了。”
　　“记得日本人炸南京吗?”
　　“记得了,听见轰的一声。”
　　“奶奶现在觉得生活怎么样?”
　　“现在的生活?该吃饭了吗?呵呵呵。”
　　“还想回南京看看吧?”
　　“想回去,不知道家在哪里。”老人话语中带上了哭腔。她抓起一旁小桌上的手帕拭了拭浸满泪水的眼睛,终于还是控制不住哭出声来。
　　记者鼻子一酸,只能轻轻拍抚着她的肩膀,想不出一句像样的安慰话语,更无法承诺一段回乡的旅程。
荣耀,在旧照片里凝固
　　不忍继续撕扯老人痛楚的心灵,记者悄悄帮她合上76年前那布满血色的“记事簿”。趁老人三女儿薛英华来做午饭之机,与薛平南、陈声德到里屋细聊。
　　谈话中得知,徐淑珍老人是1953年随丈夫薛惟城来到济南定居的。“我父亲在济南铁路局防疫站作化验工作,1956年工资就是129.5元,当时这个工资很高。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父亲去世后,母亲属于铁路系统遗属,每个月可以领460元补贴。济南市超过九十岁的老人,每月还有100元补助,满足基本生活还可以,看病的话就不够了。”
　　薛平南说,母亲76岁的时候,曾经得过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腿用不上劲,行动越来越不方便。而他现在也在铁路系统工作,经常要往外地跑,白天就靠三个姐姐轮流来给母亲做午饭。“她这两年身体不大如从前了,可还是很要强,自己能干的事情,不让别人干,生活也很有规律,除了早晚在门口晒晒太阳,都不出门。”
　　“过去,她和你们说起过南京大屠杀时参与救助的事吗?”记者问。
　　“年轻的时候,她从来没和我们说起过,我父亲去世后,她才说起来。不过也不经常说。关于母亲参与救助的事,我表哥最清楚。”　　　
　　陈声德挑嘴一笑,从撑得鼓鼓的文件夹里取出一沓老照片,又从无纺布购物袋里拿出厚厚一摞书报文件。他戴上老花镜,指着一张1938年5月4日拍摄的“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纪念”大照片说,“你看,前排左三是小姨妈徐淑珍,左四就是我的母亲徐淑德,她们当时都是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以下简称金中难民所)避难时,主动提出做护士的。左七是美国传教士、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左八是金陵中学难民所所长姜正云,他还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呢,他们1940年4月27日结婚,是国际委员会中唯一的美谈,结婚证书我们还一直保存着。”
　　“你父亲也在金中难民所工作吗?”记者好奇。
　　“他不在金中,他是国际委员会的助理秘书。”陈声德又翻出一张“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红卍字会临时急赈联合会全体职员摄影”的大合照(见10版“历史影像”),“前排左四穿西服的就是我父亲陈文书,他别名陈斐章,英文名弗朗西斯F.J.陈,《拉贝日记》中曾多次提到过他。比如日记记录了拉贝临别时收到的一封感谢信,信尾签名的四个代表里,就有弗朗西斯F.J.陈。”
　　在陈声德的滔滔不绝中,记者也萌发了去南京的念头,走近那段历史,走进徐淑珍老人的梦。
手无寸铁的英雄
　　11月3日中午,抵达南京后,记者随陈声德直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乌蒙蒙的天空、灰苍苍的建筑、姿态惨烈的雕塑、触目惊心的纪实图片、密密麻麻的遇难同胞名单墙、万人坑中扭曲断折的累累白骨,无声地泣诉着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暴行。
　　记者的心情在压抑、恐惧、悲愤间往复,而这远不及当年徐淑德、徐淑珍姐妹及万万千千南京人所遭受怆痛的万分之一。
　　1937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不断威胁南京,居住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名“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德国西门子央行的拉贝先生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组建了25个难民收容所,另设立9个安全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时撤离的南京居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
　　筹建过程中,除留驻南京的欧美人员外,邀聘南京中方参加人员逾千人。据《拉贝日记》1937年12月8日记载:国际委员会及其全体成员,除了几名勤杂工和司机外,均是自愿并无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我父亲自小接受教会教育,文字功底厚实,英语运用自如,被分配到安全区总秘书处,担任助理秘书兼事务主任,负责收取各个难民收容所及各个区的事态、案例、需求报告,工作非常繁重。”说起父亲的荣耀,陈声德也难掩自豪。
　　1937年12月12日18时30分,拉贝在日记中写道:南京紫金山上的炮火在不停地轰击,山周围电闪雷鸣,整座山骤然间一片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着火了。有句古语:紫金山焚,南京城亡。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藏身处。
　　这天晚上,辛亥革命志士遗孀、陈声德的外祖母徐许氏也带着四个孩子,奔向金中难民所。面对涌入的大批难民,金中难民所难以招架,只好紧锁大门。“外婆敲门,求看门人让他们进去。看门人看到小脚的外婆还拖着两男两女,十分狼狈,破例放他们5人进去。”陈声德说,他至今还记得母亲对那一天的描述,“母亲说,那天正值寒冬,全家人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一夜。这一夜,难民所外枪炮声不断,民众的惨叫彻夜不息……。”
　　第二天,看到难民所的状况艰难,20岁的姐姐徐淑德和18岁的妹妹徐淑珍,自告奋勇当起了难民所的护士,加入到救助者的行列。手无寸铁的她们,成为保护难民的英雄。陈声德说,“我的小舅舅徐富生去年12月在南京去世,生前,他给我提供了一些金中难民所的情况。他说,那时候,金中难民所到处都是挤来挤去的难民,饥渴难耐、缺医少药,只能用带着血的水做饭。由于粮食和饮用水都很有限,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两个姐姐经常工作到很晚,不仅要照料受伤的难民,还要对难民进行心理疏导,告诉他们不要埋怨,要相互体谅。”
　　“我父亲虽然在国际委员会总部工作,但总部本身也是个难民收容所。他与住房委员会主任许传音、粮食委员会副主任美国人哈伯特·索恩(中文名宋煦伯)等中西方人士一起,担负着艰难繁重的收容和保护难民的工作。宋煦伯经常开着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大使车,带父亲去下关购买粮食,然后想办法送到各个难民所。而从干河沿到下关全是日本兵,他们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买回些泰国红米来。有一次,父亲看到有日本兵要强奸妇女,前去阻拦,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下跪。”陈声德说。
　　因工作表现突出,安全区负责人赠与徐淑德一套搪瓷肥皂盒,作为奖励。这套徐淑德一直随身带着的肥皂盒,也在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日之际,被陈声德捐献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它觅得最终的归宿。

　　中国救助者不会被遗忘
　　11月4日早,南京天空放晴。南京市金陵中学历经百年沧桑的标志性建筑汇文书院钟楼,在蓝天的衬托下,青春勃发。这栋19世纪末南京最高的建筑,历经多次维修,仍保留着些最初的模样,楼内老式的大壁炉、楼顶的“博尔登教堂大钟”,见证着这里曾经的悲喜。
　　金陵中学校史办工作人员陈建华老师向记者介绍,金陵中学曾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内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拉贝先生曾评价这里:“收容所组织良好,领导有条不紊。”
　　据《拉贝日记》记载,金中难民所所长姜正云,约有80名助手协助管理。所内难民数量最多时达到1.5万人。难民所专门设立了医务所,由一些中国医生和护士负责。可安全区也并不安全,手无寸铁的他们,随时应对日军各种借口的搜查、盘问、骚扰。拉贝也在1937年12月19日记下去金中难民区了解到的情况:昨天夜里有3名姑娘被拖走,其中的一名在门房就遭到了3个日本士兵的轮奸。
　　为了掩护自己,徐淑德、徐淑珍姐妹,不得不抓把灰抹在脸上,以躲过日本兵的视线。但有时难民太多,徐淑德还是得去日本兵把守着的大门口工作,还因此被日本兵打过耳光。
　　“钟楼的地下室当时就是藏匿和保护妇女免遭日寇蹂躏的地方。”陈建华带陈声德和记者走进大间套小间的钟楼地下室。尽管每段墙壁都尽可能地设置了窄小的通风窗,但去年刚刚粉刷的墙壁早已是霉迹斑斑。“这里当时至少能够供上千名妇女儿童藏身,起诉日本右翼的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夏淑琴老人,也是在金中难民所获救的。”
　　或许是在追忆母亲、姨妈在这里工作的辛劳,陈声德沉默了许久。
　　“金中难民所没有手术台,我母亲、小姨妈所在的医务组只能对伤员进行简单包扎,遇到重病人,一般要送到鼓楼医院,去鼓楼医院的路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必须要有外国人在场。马吉、宋熙伯等人经常出面,但即使有他们的庇护,也还是要随时面对死亡的威胁。”陈声德说,从金中到鼓楼医院一共有三条路,一条是从金陵中学后面走豆菜桥,到金陵大学宿舍区,再到鼓楼医院。一条是从豆菜桥转到拉贝所居住的小粉桥,再到鼓楼医院。还有一条就是直接走大路,不过大路上日本兵特别多,轻易不敢这样走。
　　记者选择了菜豆桥——小粉桥——鼓楼医院的路线,从金陵中学的后墙出发。
　　“你看,这小粉桥1号就是拉贝的故居,在南京大屠杀时期,拉贝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在自己的住宅里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陈声德说。
　　记者停下脚步,瞻仰这栋青灰素砖、纯白门窗的古朴小楼。离开时,最难挥去的,却是院角已经封上的防空洞和留言簿上一声声真挚的感谢。
　　继续前行,找到被极具现代风格的医院大楼包围的鼓楼医院旧址时,记者已是气喘吁吁。遥想当年在日军重重封锁的生死路上,推板车运送病人的护工一路上坡奋力疾行,心中自然又多了份敬重。
　　在与鼓楼医院毗邻的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调研组原负责人、82岁的肖昭华老师告诉记者:“侵华日军血洗南京的恐怖时期,徐淑德和徐淑珍,勇敢地在医务室里工作,不但救助了难民,也保全了自己,是了不起的志愿者。而且因为她们的工作努力,难民所所长姜正云还将工作同样出色的陈文书介绍给了徐淑德,成就了难民区里唯一一段明媒的婚姻。曾有记者提议,应该把这段佳话拍成电视连续剧。这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肖老师坦承,现在拉贝纪念馆的工作重点在国外,研究主要针对欧美国家参与国际安全区救助的人,目前对于国内参与救助的人,重视还不是很够。“对于拉贝所提到的参与救助的中国人,我们调研组很重视,也准备立项研究。”
　　肖老师的这番话戳痛了陈声德的心。想起悄然离世的父母十年浩劫中所遭受的苦难,想到和铁板凳“捆绑”在一起的小姨妈也已是风前残烛,想想曾经英勇的他们一生的沉默,67岁的陈声德,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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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徐门三英:沉默的“中国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