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老头”严筛选，基金不撒芝麻盐

    大众网枣庄8月16讯（记者 刘国栋 实习生 张凯丽）“红盾基金不是撒芝麻盐，我们重质不重量……”为了监督红盾基金每一分钱的去向，薛城区工商局确定人事监察科为红盾基金的具体管理部门，由63岁的孟凡云带领的调查小组，在五天里走访了今年上报的33个家庭，“严格执法”的而孟凡云被同事们戏称为“倔老头”。

    孟凡云被同事称为“倔老头”，一方面因为年龄大有威望，另一方面就是办事太认真认死理。今年上报的33个家庭分布在薛城区的各个地方，这些贫困家庭一般都很偏僻，路途又远且颠簸。有的人对孟凡云说，这么远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何必都要亲自到家呢？

    “说这话的人虽然是对我好，但还是都被我骂回去了。咱们的钱是有限的，一定要把有限的钱，用到确实需要的人身上！”这三年里，每个上报的家庭调查小组都要去，去都会带着照相机和DV机拍摄好资料。

    今年在教委报给薛城工商分局的学生名单里有个名叫王迪的学生，调查小组和他联系时发现手机已经停机。和王迪联系不上，调查小组决定直接去学生的家庭所在地沙沟镇。

    “我想他手机都停机了，肯定是特别困难，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孟凡云说，第一天调查小组到了沙沟镇，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王迪。

    第二天本来要到邹邬去的，可是全组人员都觉得没找到王迪心里老是个事儿，苦于又没有王迪的身份证信息，在派出所也查不到他。最后小组再次赶到沙沟镇找到村书记，从他那里了解到王迪现在住在外婆家。随后，调查小组又到王迪外婆的村子，打听王迪舅舅和妈妈的名字，几经波折，总算找到了王迪。

    家住沙沟镇二村的王迪，考取了聊城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一年学费就要一万多元，而且他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王迪全家一共5口人，父亲于18年前猝死于陶庄煤矿。母亲56岁，曾做过内科肿瘤手术，身体虚弱，一人将3个孩子抚养大。3个孩子在17岁前有陶庄煤矿给予抚养费，母亲每月领取遗属补助费300元。现在哥哥已结婚，住在其岳母家，对王迪一家人帮助不大。姐姐在外打工，月工资1000多元，能给家一点补贴。父亲出事后，王迪一家人就住到外婆家，外公外婆都快90岁了，需要赡养，而且王迪的一个舅舅还患有精神病。母亲租种同村人的半亩地，家里也只有3间破旧住房和3间陈旧配房，家俱简陋。

    “从王迪家出来一下午我心里都不好受，幸亏我们找到他了，不然更愧疚。”孟凡云说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红盾爱心助学基金”自2010年8月设立以来，已帮助29名大学生顺利进入大学。今年7月30日至8月3日，该局从人事监察科和办公室抽出5人组成调查组，对区教育局推荐的已确定被高校录取的33名贫困家庭大学生家庭逐一入户走访调查，按照确实需要的原则，最终确定了25名学生，作为该局今年的捐助对象。

    调查小组深入到每家每户了解家庭成员情况、经济状况、致贫原因，察看居住、生活条件，分析困难程度，形成调查材料，然后分局党组召开会议，对33名学生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状况客观公正地进行分析，按照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十分困难、困难、比较困难把资助的25困难家庭学生，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A级，共3人，每人6000元；第二等级为B级，共7人，每人5000元；第三等级为C级，共7人，每人4000元；第四等级为D级，共8人，每人3000元，计105000。除了将捐赠给25名新界大学生外，还会向去年和前年资助的29名学生每人发500元资助金，计14500。

    “基金使用不是撒芝麻盐，我们重质不重量。”薛城工商局局长陈翔告诉记者，2010年基金刚开始运行的时候，也曾经有人提过，现实中贫困的家庭有很多，能不能把这些钱平均给更多的家庭，每个家庭少的一点就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要帮就要帮助成效，对于一个困难家庭来说，一个大学生意味着几千甚至是上万的学费，几百块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没法解决问题。我们还不如帮一个成一个，这样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