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大概很少有像“棉”字号企业这样，见证了城市工业化的起步辉煌与阵痛，承载了几代人的奋斗与光荣，也铭刻着几代人的回忆与伤痛。几代纺织工人的命运随着济南棉纺织行业的沉浮而变化着。

　　“捧上铁饭碗，骄傲！”

　　纺织女工是道风景线

　　今年83岁的王洪英是国棉四厂的老职工，1956年她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我13岁就进了苗海南的成通纱厂，当了一名细纱挡车工。1948年公私合营，后来厂子就是国棉四厂，一直在车间干了46年。”王洪英回忆，当时能进棉纺厂上班就是捧上了“铁饭碗”，工资高，吃喝不愁，福利好，让人觉得脸上有光。

　　而纺织女工就是一道风景线，很多国企、军人单位都想找纺织女工当对象。在八十年代之前，一般家庭都是男性工作，女性在家料理家务，很少有女性出来上班。“要是家里有个纺织女工，就是双职工家庭了，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了。当时纺织工人的工资可以拿到五六十块，而公务员才三十多块。”

　　不过，虽然工资高，纺织女工的工作也非常辛苦。“车间里机器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能打手势，像‘1’就是去厕所。”王洪英表示，一天三班倒八个小时，机器不能停，有时候忙起来连水都顾不上喝。而来回穿梭在纺锤、织布机前，一天下来相当于走了70多里路，腿都累肿了。

　　“我丈夫当时也在纺织行业，两个儿子也顾不上看，孩子们睡觉时我们还没回来，第二天孩子们还没起床我们俩就走了。”王洪英感慨，当年棉纺织产品需求旺盛，每年春节都不休息，工人们也都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到春节，家属都赶到车间送饭，工人就趁着班空里出来拿点饭，几口就扒拉完继续干活。”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一年赚出一个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济南棉纺织行业最红火的时候。当时济南纺织局直属企业达到47家，整个纺织行业产值利税27个亿，占济南市的四分之一，纺织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以上。

　　今年88岁的老丁是国棉一厂的老职工，他五十年代进厂，九十年代退休，干了四十多年。“我进厂那时候厂子还小，年产才2万纱锭，厂子里也就1000多号人。”老丁回忆，在生产车间机器一整天轰隆隆响个不停，每年定下计划产量，只要生产出来，就不用愁销路。“八十年代末一棉有10万纱锭，其他厂都是5万纱锭。那个时候一年就能挣出一个棉纺厂来，可红火了！”

　　老丁感慨，他赶上了“好时候”，八十年代厂里给职工建起了楼房，他分到了一套福利房。“就是这里，国棉一厂一宿舍。船到码头车到站，后来厂里效益不行了，我也退休了，吃上了国家发的退休金。”

　　1976年，19岁的刘东风进了一棉。“比现在考上公务员还骄傲。一棉幼儿园是山东省实验幼儿园，有职工俱乐部，能看电影，还有银行、浴室、食堂、职工宿舍。就是感觉进了厂，这辈子啥也不用愁了。”谈起当年的“辉煌”，刘东风感慨。

　　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纺织工人一下班，好几千人像潮水般涌了出来，场面非常壮观。“到了晚上11点至凌晨1点这段时间，国棉厂门口全是骑着自行车来接送职工的家属。毕竟女工多，考虑到半夜人身安全，门口大部分都是男青年，也有一些父母来接女工。”当时那种里三层外三层的阵势，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厂子一夜就不行了”

　　为生存蹬过三轮卖过菜

　　如今，辉煌只存在老职工们的回忆里。“棉”字号达到鼎盛时期后，进入九十年代，它们集体走向了衰落。“不理解，好好的厂子，一夜说不行就都不行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可是在厂子里干了一辈子。”说到激动处，老丁的眼里满含泪水。

　　今年已经60岁的刘东风认为，国棉一厂不行了是因为九十年代“砸锭子”。“国家不是要‘砸锭子’嘛，所有大型棉纺企业都要减锭砸锭，那时候就有下岗了。”而当时刘东风才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在职的继续干，不在职的就回家了，自己谋出路，开始还给点生活费，后来生活费也断了。”

　　刘东风感慨，厂子不行了之后，为了生存他什么都干过。“蹬过三轮车，也卖过菜，各种苦都吃过了，后来又回到厂子里拉地排车。以前是民工拉地排车运棉花，后来民工走了又让我们这些职工回去拉，一直熬到55岁退休。厂子也在2014年11月破产了。”现在，他在国棉一厂幼儿园当起了保安。

　　毕先生也是国棉一厂老职工，今年也快60岁了，现在他在国棉一厂的老办公楼里当传达。“办公楼里就只剩留守组几个人和老厂有关联了。我1981年入厂，当兵回来就一直待到了现在，厂子破产之后还没退休，就到办公楼里这里混口饭吃。”毕先生坦言，厂子效益不行了之后，他只能靠企业生存，自己的年龄太大，也下不了力了。

　　“老职工不都想着靠企业吗，对不对？能打能踹的都出去了，出去之后有混得好的，也有‘下了街’的。企业破产之后，把之前欠的工资、养老金都补上了。”毕先生说，当年风光的纺织女工下岗后，年龄大了没有单位肯收，有的做保洁，有的摆摊，有的开电梯，还有的身体不好直接在家里养病了，比较凄惨。

　　围堵老厂长30小时

　　救护车来了才解围

　　今年51岁的郭军现在属于济南纺织发展总公司经营部，也算是留在国棉一厂老办公楼为数不多的老职工了。“我1981年进的厂，当时的木质厂房改成了砖混厂房，非常气派。”郭军说，当时国棉一厂的产品屡次获全国大奖，1983年一次性就招工2000多名。

　　郭军保存着一本红皮的《济南第一棉纺织厂志》，只记录到了1985年，符合“盛世修志”的规则。“1989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候压到了5万纱锭，一次性解除合同工人1000多名，直接推向社会，职工哭着闹着，这真是纺织行业的阵痛期。”郭军叹了一口气，此后20年，行业一直处于低谷，国棉一厂最多时曾拖欠职工每月120元的生活费36个月。

　　当时不仅是国棉一厂，二、三、四厂以及毛巾厂也在经历“阵痛”。一位原“棉”字号企业负责人讲述，职工心理上难以接受企业破产的事实，有的去上访，有的去企业堵门。“有一次毛巾厂的100多名职工，在企业门口堵了60多岁的老厂长30多个小时，不让吃喝不让上厕所。怎么办，这样耗下去得出事，最后有人叫了救护车，用担架抬了老厂长送医院检查。”该负责人坦言，其实职工堵门、上访的行为并不是对政策不满，而是感情上放不下。“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干了半辈子，就这么没了依靠，心理上接受不了。”

　　对于这一点郭军也非常认同。2014年11月5日，国棉一厂进入破产程序，许多老职工从各地赶来，在老办公楼前合影留念。郭军说，从国家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有老棉纺国企，难以适应，国棉一厂没有熬过百年。

　　历史也失去了耐心，不愿再给“棉”字号企业时间了，最终绝大多数企业就这样黯然落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