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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在回家呵!”

2010-11-25 09:18:00    作者: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我们喜欢与时俱进,我们偏好追逐新潮,我们热衷跟踪时尚,总之我们在拼命地追赶,然而却遗忘了目的……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处,实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返乡,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回家,乃是走出迷途的不二法门。

  我们喜欢与时俱进,我们偏好追逐新潮,我们热衷跟踪时尚,总之我们在拼命地追赶,然而却遗忘了目的……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处,实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返乡,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回家,乃是走出迷途的不二法门。

  □何中华

  “我们是去哪里?———总是在回家呵!”这句出自18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之口的话耐人寻味。另一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返乡》诗中写道:“不错!这就是出生之地,就是故乡的土地,你梦寐以求的近在咫尺,已经与你照面。”德国哲学家尼采15岁时也曾写过《返乡》诗,其中说:“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家乡。”相信每一位有着怀乡情结的人读到这些诗句时,都不会无动于衷,而是无不两眼湿润。作为一种带有本体论意味的文化意象,所谓“回家”、所谓“返乡”,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向自己所分享和秉受的传统复归,也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寻根。其实,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挥之不去、难以排解的情结。我国古代诗人有着同样的敏感,有着同样的深沉体认。中国诗歌以唐诗为代表,而唐诗尤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胜,在这三位杰出诗人那里都有其浓厚的怀乡情结,这集中体现在他们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作中。李白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杜甫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居易曰:“归去复归去,故乡贫亦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看得出,诗人们所真正在意者实乃是精神的家园、心灵的故乡,亦即安心立命之归依处。这些古今中外的诗人和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思绪指向了“故乡”,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作为现代人,我们在自己心灵的最深处,难道不同样潜藏着一种或隐或显的返乡渴望和冲动吗?

  “返乡”意味着什么?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返乡就是对本源的重新亲近”。亲近本源的渴求本身,就表明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本源已经有多么的遥远。青年人总是年轻气盛,往往觉得家是一种束缚或羁绊,所以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离家出走”的冲动。对他来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然而,当他远走他乡闯世界,阅尽人间悲苦,经历了人生漂泊,饱经风霜,身心俱疲之后,结果蓦然回首,却发现唯有家才是自己灵魂的真正安顿处。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唯有这样的人才能返回,他先前而且也许已经长期地作为漫游者承受了漫游的重负,并且已经向着本源穿行,他因此就在那里经验到他要求索的东西的本质,然后才能经历渐丰,作为求索者返回。”这种返乡的冲动与渴望,乃是心灵的游子发自肺腑、植根于生命的本然的诉求。常言道: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寻根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也就意味着同传统的告别。对于东方民族来说尤其如此。现代性斩断了我们与传统的“脐带”,使我们游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陷入一种漂浮状态。这是自我认同危机的现代之源。须注意,民族首先不是一个人种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学概念。假如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葬送掉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近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焦虑归根到底盖源于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往何处去?”我们若处于文化上的无根状态,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找到答案,其结果只能是导致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迷失。现代人因告别传统而沦为心灵上的游子,乃是其最为尴尬之处。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汉儒董仲舒也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董氏的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其实有深意存焉,但它很少被我们现代人读懂过。一切皆变,诚然如此;但变的规则本身却不能变。不然,变就意味着紊乱,意味着无序。从宇宙论角度说,无序和紊乱的极限,就是“宇宙热寂说”所刻画的那种死寂和终结的状态,它不啻是对于文化未来命运的一句谶语。我们往往把董仲舒的那句话当作形而上学的标本加以唾弃,而恰恰在不经意间遗忘了它所试图捍卫并守望的那个值得我们永远敬畏的永恒之物。我们喜欢与时俱进,我们偏好追逐新潮,我们热衷跟踪时尚,总之我们在拼命地追赶,然而却遗忘了目的。我们缺乏耐心停下脚步回望自己走过的路,追赶本身成了目的。我们就像在原始森林旅行的迷途者,在广袤太空航行的失重者,丢失了方位感,找不到自己的坐标。重新亲近自己的本源处,实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返乡,一种心灵意义上的回家,乃是走出迷途的不二法门。我们不能无视,晚清以来的志士仁人,无不经历了这样一条近乎相同的心灵轨迹,就是青年反传统,中年反思反传统,晚年回归传统。它似乎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成为人们永远走不出去的圆圈。遥想当年,康、梁、严作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是多么的激昂突进。然而,后来康有为却成为保皇派,梁启超则宣布欧洲“科学梦”的破产,严复自号“瘉壄老人”。“五四”时代,鲁迅先生一度主张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晚年却研究起中国小说史来,建议青年对于中国文化应该有所择取。胡适当年是“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到了后来却整理国故,一心一意地考证《红楼梦》和《水经注》。其中消息,颇值得玩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的文化作为,说到底无非都是为“回家”所作的一种准备罢了。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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